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3/35页）

卡西雷尔不是唯一一个在1933年春季预感到不祥的人。到1933年末，纳粹德国已经排出了大量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正如绍尔· 弗里德兰德尔提醒我们的，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分子是通过企图将犹太人直接驱逐出文化领域开始他们对犹太人攻击的，在这个领域，犹太人无疑发挥了最有害的影响。

1933年3月13日，约瑟夫· 戈培尔被任命领导一个新部门——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它由几个主要的部门或办公室组成：绘画和雕塑、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广播、新闻。假如德国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还想发挥他们的创造技能，就必须参加这一组织。但是，它不允许非雅利安人参加，从而有效地剥夺了他们的公共性和生活能力。仅仅三天后，布鲁诺· 瓦尔特就被迫取消了一场莱比锡布商大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因为他是“非雅利安人”。后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一些著名的音乐家身上，他们包括阿图尔· 施纳贝尔、奥托· 克伦佩勒、埃米尔· 费尔曼。

戈培尔特别渴望清洗普鲁士艺术学院里的犹太人和现代主义的元素。1933年2月，文学部主任亨利希· 曼和艺术部成员凯绥· 珂勒惠支联名签署和发布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联合力量参加即将到来的三月选举，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为了回应这一挑战，纳粹的文化专员伯恩哈特· 鲁斯特告诉学院的负责人马克斯· 冯· 席林，他将关闭学院，除非它的反抗者闭嘴。珂勒惠支和曼立即辞职。戈特弗里德· 本恩被选为文学部主任，他起草了一份总体的决议，呼吁院士停止所有进一步的政治活动，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再生的任务。尽管大多数院士在本恩的决议上签了字，但是几位著名的人物（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托马斯· 曼、里卡达· 胡赫）选择了辞职，而不是在这份反知识分子的文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当这份令人羞辱的决议签署的时候，托马斯· 曼作为流亡作家已经生活在瑞士，他的哥哥亨利希· 曼也辞去了院士，加入了他弟弟的流亡生涯。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在2月27日国会纵火案之后就逃亡瑞士，摆脱了一个一直尾随着他到柏林火车站的纳粹官员。

依然拒绝纳粹化的普鲁士学院的院士，结果被内阁法令免职。到1933年末，1932年学院文学部半数以上的成员遭到驱逐。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院的其他部门。德国画家的前辈、学院荣誉院长马克斯· 利伯曼1933年5月7日辞职，两年后在纳粹德国悄无声息地去世。他的遗孀在1943年3月自杀，而非面对向东方的放逐。所有领域的一流天才不断地遭到放逐，从而终止了作为魏玛文化标志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同作出贡献的状态。阿诺德· 勋伯格在1933年10月来到美国，阿诺德· 茨威格被纳粹取消了国籍，他前往巴勒斯坦，同时他的哥哥斯特凡逃亡了巴西，斯特凡和妻子在那里一道自杀。特奥多尔· 莱辛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杀手在那里跟踪到了他，并把他杀害。库尔特· 图霍尔斯基1935年在一家瑞典的饭店吞食了毒药。恩斯特· 托勒在一家纽约的饭店上吊自尽。自杀夺去了其他著名的犹太人的生命：恩斯特· 魏斯、瓦尔特· 哈森克维尔、瓦尔特· 本雅明、卡尔· 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 沃尔芬施泰因，等等。埃里希· 穆萨姆和卡尔· 奥西茨基在纳粹集中营受到了可怕的折磨，最后被杀害。然而，许多其他人带着魏玛的精神来到国外，在那里继续着流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