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2/35页）

至于犹太人，希特勒当下的策略是扮演民族拥护者的角色，他承认甚至宽恕公众对犹太人的愤怒，但是，同时假装他个人没有卷入，因为他正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事实上，希特勒鼓励纳粹党的激进分子和各种国家机构从事各类暴力的反犹太人犯罪行为。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一直在粗暴的街头行为和官僚欺骗之间变化。但是，希特勒的目标一直没有变：把犹太人赶出德国，否则就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个老练的政治家认识到，这个计划依赖于机会和时间的选择。他还没有完全巩固他的权力，鉴于这个事实，他感到必须在国内具有负责任的国会领导人的面貌，在国外成为国际和平的维护者。这本质上是幻觉和现实、花哨的理想主义和残酷的现实主义心理策略的一部分。德国的犹太人被俘获进这种迷惑的现实当中，他们不断地被纳粹领导层难以捉摸的政策，以及在党和政府不同分支产生的不一贯的策略所折磨。更糟糕的是，断断续续的缓和标志着希望之光，哄骗了相当多的犹太社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正如它们过去一直那样的，或者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知道事态对犹太人来说一直变得更加恶劣，但是在1933年春季，德国50万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情。尽管希特勒公开宣称犹太人致命的影响，但是许多德国的犹太人采取了坐视的态度，心怀最好的希望，决定留在德国。他们这样做了，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相信德国人和犹太人有着可以存活下来的共生关系，并且他们在经济和心理上深深扎根在德国这个祖国。最初，只有少数犹太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和纳粹的政治对手不情愿地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尤其当他们失去自己的地位或者担心生计的时候。当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爱因斯坦正访问美国。爱因斯坦坚信纳粹主义总体上说是一种“心理错乱的状态”。纳粹分子认为这位物理学家是狡猾的犹太人的典型代表，他的科学是就是建立在反常和扭曲基础上的。这样，当爱因斯坦在1933年3月末坐比利时的班轮回到欧洲的时候，他被告知他在柏林郊区的房子被一帮寻找犯罪证据论文的纳粹暴徒冲入，他决定放弃普鲁士公民的身份和普鲁士学院院士的资格，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

哲学家恩斯特· 卡西雷尔是皇皇三卷本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的作者，他也很快发现纳粹的体制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他对妻子私下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卡西雷尔具有不同寻常的、预言性的洞察力，他还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将持续一百五十年。”这个判断建立在他坚定的信念上，即纳粹政权的目标与其说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如说是对犹太人的灭绝。卡西雷尔承认他没有兴趣或能力断定犹太人的毁灭是如何展开的，但是鉴于这种行为内在的非理性和侵略性，纳粹政权是不会停止消灭它真实和想象的敌人。卡西雷尔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用完全清晰的逻辑看清纳粹主义本质的知识分子，他认识到，纳粹主义具有非理性的毁灭性，它一方面在本质上建立在种族的神话上，一方面在其动力形式上建立在为了证实自己而从事的永久侵略上。卡西雷尔一直认为，假如一个人抓住了任何生存条件的本质原则，那么他就不必使自己忙于这一环境所产生的细枝末节。甚至在他逃离德国的时候，他都没有让自己沉溺于最近发生的纳粹行为。他所担心的只是这一万字徽的国度是变态的国度，它和他过去熟悉的德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他相信这个新的体制因为自己非理性的动力而最终自我毁灭。依靠以无限的成功不断地证明自己，当成功最终转向失败的时候，这个体制将毁灭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