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第3/8页）

（二）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几代俄罗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人民摆脱了沙皇和地主的奴役，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到：‘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39]而1972年作者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满怀着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憧憬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会出现这种巨大转折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呢？这无疑同斯大林把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压制民主，大搞个人崇拜等专制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战胜了对手成为胜利者，同时也成为列宁主义唯一的解释者，“真理”的代言人。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在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对政治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具有不同思想，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行为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接连不断的迫害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一提到斯大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目无法纪的政治迫害，成千上百万人的死亡，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社会。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40]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然而，伴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统治措施的日益强化，人的本性被严重扭曲，民主自由发生异化，出现了哲人别尔嘉耶夫在世纪初担心的情况。“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轻易地就走到了敌视人的精神、敌视个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种精神、人类的真正精神、个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应该断然与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对立”。[41]成为国家主人后的苏维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后，社会意识形态中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和教条僵化心理越来越占了上风。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演变为一种自然状态。当许多人希望用纯洁的手段建设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幼芽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都被集权国家连根铲除。结果陷入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定得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么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42]为了满足追求那个整齐划一的神秘目标，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无谓的牺牲，到头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目标对大多数人仍是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促使一些不安现状的人开始思索和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