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阐释与确立(第2/7页)

[7]因此便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报告说了下面一段曾引起激烈争论的话:

在现在的条件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和他们所组成的政府,正越来越遭到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8]

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这些阐释并非都是新观点、新理论。报告也指出,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目前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形式,已得到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的承认。实际上,斯大林1952年12月21日在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提问时也说过:“不能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今后也能够和平相处。”[9]1951年英国共产党在斯大林指导下制定的新纲领《大不列颠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主张在英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而且,铁托及其同志们在此前也提出了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和平道路。

需要研究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把这三个问题集中在一起加以论证和阐释?这同苏共新领导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遗产密切相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苏共新领导面临着“包含着巨大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所谓“巨大危险”就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但是,站在苏联和这个阵营对面的则是更为强大的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冷战中,由于斯大林的强硬对策,在封锁西柏林特别是朝鲜战争时期,几乎酿成一场世界大战。而斯大林对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关系又做了这样一个概括:世界大战总是以革命而告终。他甚至认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是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斯大林去世后,由于美、苏两国的热核武器都有了新的发展,美国已把联邦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并在苏联周围建立了一些军事基地,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而且新的世界大战将对人类的威胁更加严重。面对这样的背景,如何认识和处理战争、革命与和平这三大问题,就成为赫鲁晓夫等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等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给苏联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就反复思考“战争能不能避免?”最后得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列宁“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论断,只是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全世界反对战争的人越来越多,有了能够制止战争的力量。同时,苏联的国内建设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正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发动战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