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第4/8页）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到当时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斯大林处理该案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

1951年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理活动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时，斯大林的意图已经清晰：在反对苏联犹太人的整体计划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即使不能搞成一次公开的、作秀式的审判，也得为刚刚构思出来的即将令国人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并且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医生阴谋”案件铺平道路。“犹委会事件将成为这个真正的、重要的案件的序幕。一个两幕血腥悲剧的第一幕。”^{[126]即是说，必须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变成一个核心案件，大多数反苏间谍案件特别是有关犹太人的叛国案件都必须从这里找到“出海口”——因为只有这些被告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犹太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清洗国家安全部立下汗马功劳的留明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上层的意图，并因此赢得斯大林的青睐。1951年11月，斯大林不顾伊格纳季耶夫的反对，把留明从一个普通的侦察员擢升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全权负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的审理工作，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多听留明的话，与之搞好关系。[127]留明走马上任后，立即下令对此前所收集的犹委会的全部档案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整理。从1951年秋到1952年春，在意第绪语翻译们的协助下，留明组织国家安全部的大批官员对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与国内外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往来的书信、犹委会寄往国外的稿件以及《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仔细审查和编目归类。不论是人名、组织，还是文章、出版物，根据目录索引一查便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材料不仅用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而且“由国家安全部系统提供给了正在对大量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审判的苏联其他地区。”[128]留明虽然没有对被告采取强制手段，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侦察员们依旧按照斯大林设计的“蓝图”编织、伪造、篡改所有被告的证词，以使其满足整个案情的发展需要。为了在客观上支持这些指控，留明在1952年1～3月还组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苏联作协的文艺批评家等方面专家对犹委会寄到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的机密程度及其所写的文学作品的民族主义性质进行了所谓的法律鉴定，以便给整个审讯工作披上一件合法的、权威性的外衣。留明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富有“创造力”，迅速、准确地完成了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1952年3月，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处和苏联检察部门最终炮制出42卷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讯资料。为了把全部被告推上审判台，参与侦讯的所有侦察员和检察长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例如，犹委会本是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所有成员都经过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但在侦察员的笔下则变成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由洛佐夫斯基发起、按照事先深思熟虑过的怀有敌对目的的民族主义的图谋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群体联络起来进行破坏工作的”。犹委会领导人和所有成员均是由洛佐夫斯基挑选和任命的，是一群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犹委会的旗号把苏联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129]《团结报》、犹太剧院等是他们在苏联和国外的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工具。1943年5月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受命赴美宣传募捐也变成了是受洛佐夫斯基派遣，去同美国的犹太资产阶级群体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对在苏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而“克里木方案”就是犹委会领导人与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罗森贝格相互勾结进行犯罪活动的最重要的证据。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等人企图依靠美国犹太人提供物质援助，设法蒙骗苏联政府，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从而把克里木变成美国的“登陆场”。洛佐夫斯基、热姆丘任娜等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卷进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为揭露纳粹暴行而编纂的《黑皮书》也不幸沦为犹委会与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另一大罪状。为了给犹委会加上叛国的罪名，国家安全部颠倒黑白，竟然把著名的亲苏进步人士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称为美国间谍，指控他们1946年访苏期间从事反苏情报活动。于是，所有接待他们、与他们进行过会晤的犹委会领导人都因此获罪，被指控给他们提供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机密情报。这些险恶用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