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第3/8页）

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工作主要集中在1949年1～3月进行。由于采用了各种非法侦查手段，除希梅利奥维奇外，所有人都被迫“承认”自己有罪，并招出了关于犹委会成员进行间谍和反苏活动的供词。1950年3月，所有被告都接到通知，“调查已经结束，审判不久就会开始”。^{[120]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此次审讯。在审讯的前两个月里有20份报告由阿巴库莫夫呈交给他”。[121]毫无疑问，斯大林也一直等待着该案的审判。但是，所有计划都被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件打乱了。}

首先是1949年2月至1950年10月的“列宁格勒案件”。在这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清洗运动中，不仅中央书记、组织局委员尼·亚·库兹涅佐夫（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党务工作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国务活动的接班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人被判处死刑，而且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受到株连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流放。在马林科夫亲自监督和直接参与下，以阿巴库莫夫为首的国家安全部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这个案情更为重大的案件上，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被抽调过去参加“列宁格勒案件”的侦讯工作，这就不能不延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进度。

其次是国家安全部本身遭到了清洗。尽管阿巴库莫夫在策划和指挥战后的反犹运动、暗杀米霍埃尔斯、逮捕和审讯犹委会成员以及“列宁格勒案件”当中死心塌地为斯大林卖命，但是，当斯大林谋划把对犹太人的镇压升级到全国规模的时候，阿巴库莫夫不但未能及时准确的领会主人长远的政治意图，而且因为对上层反犹内幕知道太多、贻误甚至妨碍了斯大林策划新的“医生阴谋”案件而沦为牺牲品。“斯大林既不信任内务部，也不信任国家安全部”^{[122]，他需要一套新的人马来推行新的政策。1951年6月12日，阿巴库莫夫被捕。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察处侦察员、病态的反犹主义者留明中校在马林科夫的授意下于1947年7月2日致函斯大林，对阿巴库莫夫提出了多项犯罪指控，其中包括故意阻挠和中断对与医学教授叶廷格尔有联系的著名医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进行调查、刻意隐瞒国家安全部工作当中的许多重大失误、欺骗政府等。[123]1951年7月4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以马林科夫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立即对此进行调查。7月11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家安全部里令人不满的情况的决议》，这份文件成为“对国家安全部进行大规模清洗和医生‘阴谋’的蓝图”。[124]8月，伊格纳季耶夫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立即开始对国家安全部进行清洗。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和皮托夫拉诺夫、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列昂诺夫、副处长利哈乔夫和科马罗夫、什瓦尔茨曼等一大批高层官员和资深侦查员相继被捕，其中包括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这使犹委会案的侦查工作一度陷入瘫痪。1951年8月24日，伊格纳季耶夫致函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在审查指控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同谋者的侦查材料时发现，该案件处在无人办理状态，能够证明被捕者供认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掩护下从事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材料几乎完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