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第2/10页)

[64]货币改革时兹韦列夫就任财政部长,参与了从筹备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本应是最为重要的口述史材料,但有学者怀疑回忆录为了夸大作者本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而将货币改革筹备的时间提前了。[65]

从档案文献来看,关于货币改革的文件最早出现在1946年初。1月8日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题为《战争时期的预算和货币流通及必要措施》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兹韦列夫指出,如果说战争时期巨大的开支“很大程度上被来自居民的收入所掩盖”,那么在战后国家预算就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战争结束后,国家预算支出“几乎没有缩减”。为了解决现实面临的财政问题,兹韦列夫建议依靠贸易流通税来作为国家预算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报告建议发展纺织工业,恢复和发展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积聚战后恢复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兹韦列夫主张夺取“居民中个别阶层在战时通过临时性收入所得的货币积累”,即通过实行货币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报告建议委托苏联财政部、国家银行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3个月内制定相关实施建议,并确定新币的样式准备投入生产。斯大林看过报告后,批示:“转送贝利亚、沃兹涅辛斯基和马林科夫同志阅,希望在五年计划中充分考虑到兹韦列夫同志关于扩大市场贸易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建议。”[66]

兹韦列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依靠流通税作为国家预算收入主要来源的主张,沿袭了苏联传统的财政政策方针,战前的1940年贸易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58.77%,战争时期由于大量临时性收入的增加,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降至40.76%,而1946年又恢复到58.67%。鉴于1946年的预算收入从1940年的1802亿卢布增加到了3254亿卢布,对于刚刚遭受战火荼毒的苏联人民来说,其负担之巨可想而知。苏联领导者在制定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方针时,考虑的是在国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国内的二次分配增加国家预算收入,这实质上就是将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这一方针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了解了战争前后国家预算历年状况,了解了苏联财政政策的实质后,也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兹韦列夫在报告中为什么建议发展纺织工业和其他消费品工业,并且得到斯大林的认可。

既然将贸易流通税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需要改善商品流通环境,扩大商品流通量,从而增加贸易额。票证配给制度越来越无法完成这一财政方针,这也使得取消票证配给制成为战后经济改革的必然的组成部分,这在后面还会述及。

如果说增加流通税是关于战后财政改革这一长期任务所提出的方针的话,那么货币改革就是夺取居民的财富,减轻国家债务负担的一个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

从斯大林的批示中可以看出,货币改革问题并没有引起领袖的关注。很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改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是一个秘密而敏感的问题,在具体方案出台之前,斯大林暂时不便表态;另一方面,1946年初经济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制订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上,所以斯大林并没有把货币改革作为主要工作任务,交给内务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加以讨论。

1946年6月,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决议草案,在这里兹韦列夫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货币改革计划。兹韦列夫建议在1947年第四季度实行改革,旧式货币的1卢布折合新式货币的20戈比,也就是说旧币以5:1的比率兑换成新币,同时兑换国债。在实行改革之前,停止提高工人工资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兑换货币的同时,按指定的比率兑换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