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劳动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第2/9页）

1918年7月2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关于失去自由人员及其惩罚措施和服刑制度》的暂行规定。该规定指出：“司法人民委员部关押地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劳动对囚犯进行再教育。如果囚犯拒绝劳动，则要将其全部生活费开销直接计入到其分户账上，而且这类囚犯只能在他们刑满时才能获得释放（甚至即使法庭判决规定的刑期期满也不予以释放）。那些顽固不化的囚犯被视为‘死不改悔者’，对他们采取了诸如减少口粮和关入隔离室（特别监狱）的惩治措施。因此，囚犯应当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补偿政府对其生活费开支的‘自负盈亏’原则，被视为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关押地发挥职能的原则”。^[13]

1918年9月2日，在有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代表出席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和莫斯科区特别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全俄特别委员会下达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命令：“①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派全部重要人物，并将其关进监狱。②逮捕如：人质、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厂长、商人、反革命神甫和所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军官，并将这些人全部关押到集中营，设立最严密的警戒，迫使这些老爷们在看守的监管下去工作”。^[14]

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12月1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劳动法典》，规定对16～50周岁有劳动能力者实行劳动义务制；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地方政权机关有权对他们实行强制。1919年2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捷尔任斯基对使用囚犯劳动的必要性问题做了如下阐述：“除了进行法庭审判外，还必须保留行政审判，确切地说，就是集中营。直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劳动中还远没有使用被捕人员的劳动，因此我建议，为了使用被捕人员的劳动，为那些不干活的老爷们，为那些不强迫就不干活的人留下这些集中营。如果我们以苏维埃机关为例的话，那就应该对玩忽职守、迟到等工作态度采取这种惩罚措施。我们可以用这种措施来约束我们的工作人员。”^[15]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改造营系统最基本的原则通常说法就是关起来：“强迫寄生分子进行劳动”。^[16]

“从事自我服务的工作被看成是使用囚犯劳动的最佳方法，因此，与拨给强制工作营房屋改造相关的所有建筑工作都是由囚犯来完成的。此外，囚犯的劳动还被用在打扫房间，总的来说是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锯木材、给房间供暖、准备食物、照料马匹、料理菜园、在办公室及周围地方的服务等工作。后来，在营内建起了各种手工工厂：细木工厂，成衣铺，制靴厂，洗衣店，铁匠铺。经验表明，手工工厂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这些手工工厂中安装机械化生产设备。强制工作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了电力照明问题，建起了消毒室、浴室和太阳能室。在莫斯科的伊万诺夫营，从囚犯中挑选懂技术的工人成功地建起了装有5台马达的印刷厂，并且是完全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小工厂。在其他营，建起了生产盖房顶用材料的工厂、气焊厂、针织编织厂和钳工机械厂。在安德罗尼耶夫营，建起汽车修理厂，为社会工作与义务管理总局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使退役的乌乌斯汽车和运输急需但是已完全损坏的汽车处于完好状态”。^{[17]“彼得格勒营制服车间两个月内可以制成2000件军大衣，1500条马裤，1200件军便服，1000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15000件棉袄和灯笼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