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镇压与惩罚（第5/12页）

镇压成功，惩罚便随之开始。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苏俄政府对不同程度卷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3月18日6时40分，也就是喀琅施塔得刚被攻陷的时候，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就向其副手列普谢发出指令：“立即用人力加强特别部，特别部的工作十分缺乏人手。全部从喀琅施塔得逃出的被捕者须经过最仔细的审查。”^{[89]接着，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第二专门处成立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三人小组”，三人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在夺取喀琅施塔得以后惩罚被捕的叛乱者”。据三人小组负责人的报告，从3月20日到4月15日（三人小组于这一天解散）共有3000名“积极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40%的人被处以极刑。[90]根据三人小组的调查，认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全体人员在参加“叛乱”上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两舰的水兵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3月20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167名水兵受到特别三人小组的起诉，他们都被判枪决；“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起初有13名水兵受到起诉，被判处枪决，并且立即执行。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又有26人被判处枪决。[91]此外，兵变期间仍留在要塞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所有的水兵和红军士兵都要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相当一部分水兵被押往位于白海的集中营。[92]}

除此之外，三人小组还审判了所有在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退党的人，并把他们划分为四类：“第一类，退党并积极从事反对活动，手持武器的政委、指挥官、集体退党的领导人、递交恶毒声明的人……被处以极刑；第二类，递交了较为不好的声明的人，政治上发展不好，年轻，被动参加叛乱的人，判处五年的强制劳动；第三、第四类人包括递交了没有论据的声明的人，在材料中没有递交声明但自己认罪的人，递交了声明但曾受过革命委员会监控的人。他们被予以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判处参加一年社会劳动，缓期执行。”^[93]

另外，喀琅施塔得一些党政负责人因支持兵变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主要成员伊利因、卡班诺夫和佩尔武申被判处枪决。另有8人因事前知道临时局的号召，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缓期执行。^{[94]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政委诺维亚科夫、战列舰舰队政委佐西莫夫、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喀琅施塔得特别处处长格里博夫等则因被认为在兵变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指挥不力而被追究责任。[95]}

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陷落后，大约有8000名喀琅施塔得人得以逃往芬兰，其中包括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和要塞的军事专家。3月21日，俄国驻芬兰全权代表别尔津在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的旧称）给契切林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对待这些逃亡者的问题征求契切林的意见。^{[96]3月28日，别尔津得到了答复：“我向您通告我们的建议：要求在芬兰腹地远离我们边界线的地方镇压喀琅施塔得人，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因为喀琅施塔得人毫无疑问都是兵变者。”[97]后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瓦利克、维尔舍宁，《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成员弗拉季米罗夫、洛马诺夫等都被抓获并被处以枪决。另外，被俘的舰队指挥和要塞的军事指挥也被判处枪决、强制劳动等刑罚。[98]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过程中因科兹洛夫斯基而被捕者多达27人，甚至其远亲也受牵连，他们大多受到流放、强制劳动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