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铁（第25/32页）

回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人类学习建立文明生活的过程中，罗马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创立了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这一制度。当然，罗马开始在意大利攻城略地，后来又把战火烧向迦太基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么崇高的意念；罗马的军队从公民民兵转变为远征军是战场的需要所致，不是有意识的决定。它采纳招募常备军的制度，给帝国各地的公民和非公民提供“人尽其才的职业生涯”，不过是形势所迫；奥古斯都进行的改革也仅仅是把现存的状况合理化而已。然而，似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罗马军队的演变恰好推动了罗马文明本身的进步。古罗马与古希腊不同，它文明的基础不是哲理性的思想和艺术创造力，而是法律和实际的成就。强制推行它的法律，不懈地扩大它非凡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并不需要很多脑力思考，只需要充沛的精力和道德纪律。这些品质正是军队所长，而且在建造公共工程的劳动中，军队经常是骨干。因此，当边界上的军事危机加上内部经济和行政方面的缺失削弱了军队的力量时，帝国的力量便随之减弱，军队的崩溃也意味着西罗马帝国本身的崩溃。

在西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的那些王国懵然不知它们摧毁了的制度是多么宝贵，也没有意识到要重建那个制度是多么困难。不过，道德权威在罗马后的欧洲并未失去依托；它转移到了基督教会身上。由于496年法兰克人的皈依，基督教会最后以其罗马的形式，而非聂斯脱利派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而在基督教会中，罗马帝国即使不是在实质上，起码在概念上得到了延续。然而，没有剑，主教就无法推行基督教的教义；虽然保护他们的王公手中有剑，但那些王公用剑来彼此争斗，而不是建立并维持由基督教主宰的和平。从6世纪晚期到7世纪，西欧天下大乱，继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各王国的王室之间争斗不止。到8世纪初，第一批卡洛林人在莱茵河两岸法兰克人的土地上称雄后，乱象才有所缓解。卡洛林人走到前台是内部斗争的结果，但也可以视为对新出现的威胁的反应；新的威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从西班牙挺进法兰西南部，还有东部边界上弗里斯兰人、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那些异教徒的骚扰。732年，法兰克人宫相查理·马特在普瓦捷大败穆斯林军，把他们彻底赶到了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他的孙子查理曼大帝南征北战，巩固了远至日耳曼的易北河和多瑙河上游的边界，把伦巴底人的意大利王国，包括罗马在内，并入了一个新的帝国。800年圣诞日那天，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正式宣告帝国的成立。

查理曼的合法性来自教皇承认他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尽管他的血统遗传纯属虚构；他的权力则来自军队，他的军队和哪怕是最后衰败时期的罗马军队都毫无相似之处。早期的法兰克国王像其他的蛮族统治者一样，留有由精选的武士组成的核心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等于亚历山大的近卫骑兵。在征战时代，这支队伍的供养不是问题，他们在兵荒马乱之年靠随机应变解决军需。但一旦王国有了边界，无论边界是多么模糊不定，就需要维持边界内的稳定。这时，国王的武士就需要更加稳定的给养来源，不能再靠抢劫或临时性的征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日耳曼人战斗队（拉丁文是comitatus，后来的王国使用的法律词汇基本都来自拉丁文）的成员适用过去罗马租地（precarium）的做法，也就是让他们租借地主的土地，种田谋生。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租地用交租金的办法；5世纪和6世纪动乱频仍，货币不再流通，租金遂变为提供各种服务的形式。统治者手下的人有义务忠实于他，同时接受他的保护（patrocinium）；把这种关系变为向统治者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保护，不过保护的形式是准许租地，这个转变过程并不复杂，尽管实际进展比较缓慢。这种关系两相适宜：扈从（vassal，来自凯尔特语，原意为依附者）得到了谋生手段，“统治者得到了可靠的军事服务；双方之间的纽带由表示效忠的仪式来确定，这种仪式经基督教会干预成为宗教性仪式，称为誓词，或‘宣誓效忠’（feal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