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铁（第11/32页）

希腊人，主要是雅典人，进行海战的工具是有桨战船，可能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开始时，由叙利亚沿岸的腓尼基人根据当地早期的模型，甚至是塞浦路斯人的模型发展起来的。到薛西斯的时代，腓尼基人已成为波斯帝国的属民，但他们的技术早就传到了希腊。雅典的三列桨船长120英尺，宽15英尺，船身沉重，船头的撞角包着厚厚的铁甲，桨手分上下3层，划动起来船速飞快，足以一举撞沉敌舰。雅典的水手来自比重装步兵社会地位低的阶级，他们是船上的战士。当与敌舰咬住，短兵相接的时候，桨手可能也参与进来，战斗即从船对船转为人对人的搏斗。

雅典之所以建立强大的海军并高度重视海军的军事作用，是由之前两个世纪中它的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向所决定的。在斯巴达充分发挥建立在排他性社会秩序基础上的军事优势，一跃成为伯罗奔尼撒强国的同时，雅典则发展为贸易大国，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土壤太过贫瘠，难以养活国内的人口。同时，雅典也日益成为政治上的帝国，与它结盟或托它庇护的城邦远及小亚细亚。雅典被这个联盟推选为盟主，带领盟友在萨拉米斯战役和普拉提亚海战后继续与波斯作战；公元前460—前454年间，雅典甚至投入了海军并派出远征军与波斯争夺对埃及的控制权。国土安全且自给自足的斯巴达退出了战争，而雅典作为由较小的城邦组成的提洛联盟的盟主却力战不休，主要靠要求盟友支付越来越多的补贴；最后，纳贡的城邦多至150个。

到公元前448年，波斯的斗志被雅典消磨殆尽，和平终于得以实现。但外部的和平并未带来内部的和平。雅典人的索求无度在提洛联盟各城邦的纳税人中引起了广泛的不满。雅典插手有些地方的事务，有时甚至挑起革命来建立雅典式民主制度；在这些地方，雅典的勒索、政治颠覆和它不断扩大的战略和商业霸权，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与雅典的反目。先是科林斯，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城邦都起来反对雅典，和雅典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在冲突中，斯巴达与科林斯和底比斯结为盟友。此即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在公元前445年结束，双方均未遭受太大的损失。但雅典后来的所作所为却不可避免地再次挑起了战火。它修建起“长城”，把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都围在里面，使陆上来犯的敌人无法进入；同时，在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伯里克利的极力怂恿下，雅典集中财力军力向海外扩张；它自认高人一等，对原来提洛同盟中的盟友以势压人，毫不留情，咄咄逼人地威胁着其他大商业城邦的利益和斯巴达作为陆上军事霸主的地位。公元前433年，雅典和科林斯开战。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加入了战争，还带来了皮奥夏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成员。

这场战争才是真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它持续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斯巴达得胜而告终，但希腊城邦制度因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战后小型冲突仍然接连不断，使希腊对外敌全无抵抗之力，结果被马其顿征服并强行实现了统一；马其顿人在血缘上是希腊人的兄弟，但在希腊人眼中却是半野蛮人。独立希腊是身处一个大肆扩张的亚细亚帝国边缘的自由人民引以为傲的文明。被马其顿征服后，它终于失去了辉煌，这一文明所启发的知识和艺术生活也光彩不再。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是陆上和海上这两类迥然不同的力量的冲突，结果谁都没能压倒对方。战争初期，斯巴达几乎每年都侵入雅典的内地破坏庄稼，企图用饥饿法使雅典就范；雅典破解斯巴达这一封锁战略的办法是任乡村的居民自生自灭，城里的人靠从海上进口的粮食存活，主要经由接通黑海岸边产粮区的航道运来。当斯巴达在公元前424年派兵攻占位于这条航道之上的色雷斯港的时候，雅典不得不寻求停战。本来可能会通过外交的折冲樽俎达成持久的和平，但斯巴达人的外交努力却没能成功。它的一些盟友脱离了同盟，这使雅典人重新燃起了希望，以为最终仍然有可能获胜，于是他们在公元前415年扩大了战争的范围，以求制造一场大危机。雅典对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发动远征，希望占领全岛，以此获取一个供应中心，彻底消除经济上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