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2：防御工事（第6/7页）

西方古典文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野蛮人对他们的攻击从来没有停过，而在那些野蛮人中，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罗马文明的人太少，不足以维持文明对他们的影响。从公元3世纪中期起，随着蛮族日益频繁地深入高卢抢劫掠夺，省级官员开始用围墙把内地的城镇保护起来；然而，即使到了5世纪，也还只有48%的城镇建起了城墙。在意大利的波河河谷以南，只有罗马有城墙。沿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海岸修建了碉堡链，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边墙也得到了加固。但这些前线防御一旦被突破，整个西罗马帝国就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罗马帝国完结后建立起来的蛮族王国起初不需要建筑城防，恐怕它们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建。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阿拉伯人、中亚大草原来的人——这些完全没有受过罗马文明影响的外来者在历次入侵中长驱直入，没有任何战略防御的阻拦，进入内地也不必攻坚，因为基本上没有碉堡。难怪查理曼大帝把欧洲重建为一个泛欧洲国家的巨大努力都消磨在了对付这些野蛮人的攻击上面。

最后，西欧又重新建起了防御工事，但中国皇帝若是看到其建造的模式，一定会大惊失色。1100—1300年间，贸易出现了复兴，这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可能应该归因于同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欧洲人口的增长，从约4000万增加到约6000万。人口增长造成了城镇生活的复苏，而城镇则通过货币经济的增长获得了用来保护自己免遭外来危险的资金。比如，比萨在1155年花两个月绕城挖了一条渠，第二年又建起了带有望塔的城墙。然而，新修了城墙的城镇不是利用自己的坚固防御来拱卫皇家的权威，而是借此向皇家要求各种权利和自由；比萨建造城墙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a）的反抗。与此同时，一个会使中国皇帝更为坐立不安的现象是，西欧各地称霸一方的强人开始大肆兴建防御工事。开始只是简单的堑壕，自10世纪起，出现了气势更大的护堤，最后是真正的石头碉堡。有些碉堡的主人是国王或他的亲信大臣，但慢慢地，大多数碉堡都成为抗拒君命的逆臣或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修建的非法（“有违君臣等级”）建筑。那些人声称，他们修建碉堡是因为邪恶的北欧海盗，或阿瓦尔人，或马扎尔人来势汹汹，所以他们需要安全的地方来驻扎战马和战士。事实上，在既没有战略防御，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欧洲，他们因势成事，称霸一方。

北欧海盗入侵前，法国的普瓦图地区只有3座城堡，到11世纪，城堡数目增加到39座；10世纪前，曼恩地区一座城堡也没有，到1100年就冒出了62座；别的地方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此大规模的建造最终抵销了碉堡给它的主人在地方权力斗争中带来的优势。每一个强人都拥兵自重，结果反而谁也当不成霸主，更遑论与中央政府合力抗击外侮，只落得地方战争烽烟处处。按照规矩，建造防御工事需要国王发放的执照；至于没有执照的工事，国王的大臣只要有机会就予以拆除。然而，建造城堡可以很快——100个人10天内就能垒起一道小护堤，但一旦建立起来，如果主人拒不听令，攻陷并拆除城堡就困难得多。面对坚固的城堡，所有攻城的手段都显得渺小无力，这个真理自从耶利哥建成直到火药发明之前，一直颠扑不破。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描绘围城战的图画和雕像，还有攻城器械及手段，包括攻城槌、云梯、攻城塔车和地道，使历史学家惊叹不已。关于希腊围城战的文字叙述表明，早在公元前398—前397年，就出现了最早的投掷器——弩炮。对攻城槌最早的描绘是在埃及出土的，刻在公元前1900年的一座雕像上。那个攻城槌看上去非常单薄，但上面似乎有顶棚保护；对云梯的描绘还要早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了一座约公元前883—前859年间的宫殿，墙上的浮雕描绘了一个安装在带轮架子上的攻城槌，比埃及雕像中的那个威武多了，另外还有一个工兵挖墙的场景。在美索不达米亚还出土了另一个公元前745—前727年间的浮雕，上面雕有一架攻城塔车；到那个时候，人已经学会了建造坡道、填满护城壕、借塔车攀上城墙墙头；为向城堞上守军放箭的弓箭手提供保护的大型盾牌显然也已成为围城器械之一。历史记载中还提到火烧城门，甚至烧毁碉堡的内部设施；另外，在可以做到的情况下切断水源，当然还有断粮，这些也都是标准的围城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