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第2/4页）

1938年白修德二十三岁，因为哈佛大学毕业时成绩优异而获得游历奖学金，得以周游世界。他由美而欧，又入巴勒斯坦，再逗留于上海，原拟经过香港转河内而乘滇越铁路至昆明，以参观抗战期间之中国。只因逗留香港时向国民政府之办事处接洽，时为1939年4月，去白氏二十四岁生日尚有数星期。恰巧此时重庆之国际宣传处张罗一位西方报人主持对外报章之文稿工作，白氏因前曾向《波士顿地球报》（Boston Globe）投稿，即以剪报出示作证明，立即被办事处代国际宣传处雇用。于是白修德放弃河内昆明一段行程，两天后乘夜班飞机往重庆下降于九龙坡机场。从此打开了白修德做新闻记者及作家之生涯，而国民政府之国际宣传处则业已雇得日后给它本身作对之最大能手。

《追寻历史》内述及1939年作者初莅中国大后方时，对抗战之精神至堪仰佩，只是除此一两句话外，并未叙及其详情。对当时日本空军于重庆之“疲劳轰炸”倒叙得相当详细。内中又提及周恩来饶有兴趣。周曾设筵招待白于重庆冠生园，席间偏陈猪肉，白修德仍因为正规之犹太教，不能下箸，周即谈笑风生地说起，“Teddy，这是中国，看，仔细再看，这像猪肉，但是在中国，这不是猪肉，这是鸭子。”白修德从当日起正式放弃教规，开戒吃肉。他也在书中写出，“我希望我的祖先原恕我”。1941年初国军解决新四军时，白修德怀疑其命令出自蒋介石，可是周恩来虽然极端愤怒，反向白解说，蒋委员长事前并不知情。可是蒋也别无他法，他必须平衡手下各派系。

白修德只在国民政府工作八个月。1939年年底，他即为《时代》杂志聘为特约记者。他往西北旅行一次，出入前线后，将当日决心写在回忆录里：“我不能再相信蒋介石和他美国化的政府是一个真实的政府。他们不能控制事情之发生，我决心和他们脱离关系。”在另一段他又将他在国际宣传处的经验写下：“实际上我被雇去左右美国舆论。美国对抗日之支持，是这政府生存的一线希望。操纵美国新闻界至为重要。所以用说谎和欺骗，用任何方法去传说美国，中美合作共同抵制日本乃是前途之希望。”

当日国民政府希望美国援助确系实情。可是尚没有料到竟有珍珠港事变之发生，而使美国直接参加战争，而使远东之战事及欧洲战事结成一体而构成历史上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一般的情态：对敌方仇恨，可是暗中佩服；对同盟国表面上共生死，实际倾轧。中国抗战后期，表现得无一是处，已经使很多美国人极不耐烦，而以后又有史迪威事件，而战后又有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之失败。杜鲁门也在他的回忆录《考验与希望的年份》（Years of Trial and Hope）里写出如果要美国再进一步的干预中国情事，则“这种意见还未提出已为美国人所否决”。所以白修德第一部杰作出世，被选为每月书社之首选，销行四十五万册不为无因也。

可是这不是批评白修德之不诚，我与白无一面之缘，倒有共同的友识，知道他立场之诚恳。他的回忆虽非忏悔录，可是他也曾将自己大小犯规之事，甚至虚伪之用心全部托出。至于揭穿黑幕（exposé）更是美国新闻从业员一脉相承的基本工作。其带着理想主义，起先对中国期望过深过速，以后失望之后反应过激，也非白氏特色。《新闻周刊》之艾萨克，前已提及。而在他们之前于20年代来华之盛安（Vincent Sheean）著有《自我历史》（Personal History）对武汉左翼政府特别同情，更是他们两人之前辈。

白修德指摘中国国际宣传处希望左右海外视听（何种政府不如是？）事诚有之。说他们说谎欺骗，则言之过甚。《追寻历史》里提供的制造统计数字，夸称战胜，获得“武器无算”等等并非蒋介石所发明，也非国民政府之新政策。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之产物，而且因文化与组织而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深度里去。因为国家之构成即系金字塔倒砌，历来利用想象力及纪律的成分多，施展实际技能的力量少，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其“假信为真”（Make Believe）既如“皇帝之新衣”，尚且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提倡“以意志力去相信”（Power to believe）接近。这一套只能在简单农村社会闭关自守，因此知识分子能担当其成果，又不向其他人负责才能广泛的利用，此亦中国官僚主义之一大特色（与犹太人为一种城市文化私人财产权巩固最为径庭）。蒋介石承袭这办法，乃因新的下层组织尚未构成，法制未备，统计无从着实，这也是我经常提及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所以国民政府至此自食其果，并非创造原因，所谓“歼敌三万”，前锋部队却又向后方“转进”，并非仅以蒙蔽友邦，实际也在欺哄自己，所以也可以当作当日骑虎难下苦肉计中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