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给我的影响（第8/10页）

李公传记资料已见诸中外刊物数十种，即《纽约客》及《斯密宗宁》（Smithsonian）亦有记载。自Dorothy不能旅行之后，鲁桂珍又为李约瑟之旅伴（以前他们三人偕游），已有人暗中猜测，他日有人为李公作传势必提及，我无意播送闲议，只以耳闻目见，他两人又不忌讳，方濡笔据实书之。

又直到1989年Dorothy去世近两年后他们方成婚，去他们初次相逢已超过半个世纪。而《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成书，堆叠起来，也已超过数尺而近丈矣。1990年国际中国科技学会集会于剑桥之李敦研究所，我们被邀参加，这时我无论文可诵读，也无听讲之动机，只是随着兴致前往，此为生平第六次，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剑桥。

至此我庆贺他们的婚姻，“桂珍，我们真为你高兴。”我说着，每字都是由衷之言。

“谢谢你们，”她说，“很多人和你们有同感，他们都很高兴（They are also pleased），你们等会儿到我们那边饮茶好吗？”

我看着她要招待很多人，又要准备中国科学院赠她名誉教授衔的学位，就辞谢了。李公此时视觉、听觉都已衰退，靠轮椅行动，而他要接见的人士尚多，我们只乘空向他问好，拍照留念，心照不宣的，此可能为最后之一面。午后我们再入凯思书院，只看到K-1和K-2都重扉深锁，院中蔷薇花则盛开，K-2之壁炉案架上仍陈列着李公父亲的照片，着军装，是英国红十字会的制服，旁有楷书“人去留影”四字嵌在镜框内，使我想到当年初来剑桥的情景。李约瑟与鲁桂珍之高度纪律，读书写作处处认真，寸阴不舍使人畏惧的习惯得自此着军装之李公。所以我说李约瑟一方面固然代表左派与自由主义，一方面仍继承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律。

桂珍婚后约两年，即于1991年因气喘病逝世，我觉得李公老境萧条，常为之戚然。我的关怀尚且包含着一种负疚的成分，让他写了这许多信给我，又让他寄予我这样深厚的希望，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只限于我和他合作的一篇论文，收入卷七。这是当初没有想象得到的。

困顿时期的境遇

首先问题出自财务，李公自1976年卸任凯思书院院长一职后，他说完全失去了教学机构的庶务支持。他无打字员，没有人替他付电话费，更用不着说合作者的薪给旅费津贴（一向合作者个别由母校或各文化基金资助）。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书呆子，平日没有考虑到这种问题，一到窘境临头，才知道事态严重。这时候大家希望他自己来美呼吁各界解囊，替他的《科技史》招募一部分基金。又没有想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他参加过一个国际组织公布美军在韩战期间有使用细菌战的情形，因此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各处美国领事馆不发签证，李公到了加拿大仍然无法入境。后经参议员James William Fulbright的干预，才取消拒客令。可是刚组织就绪，出面为他主持募款的Arthur Wright又突然在打高尔夫球时心脏病发而逝世。以后李公募款消息传出，美国、香港、日本的财界巨子慷慨解囊，英国贵族捐地，而有今日李敦研究所的规模，此是后话。而70年代后期，他确经过一段囊空如洗的困难岁月。

而他的情形好转我又大祸临头，1979年纽约州立大学削减预算，我多年来往各地作研究工作，少问校间政治，又自以为有十数年的常任在职经历，总不会饭碗有虞。而突然消息传来，整个纽普兹分校的亚洲系全部裁撤。我实为革职，名目上又系提前退休（刚满六十二岁可以领得社会安全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含羞忍辱地另觅工作？还是堂而皇之提出诉讼？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接受强迫退休，但是不排除以后提出诉讼，其原因是我著书《财政与税收》各方书评良好，《万历十五年》又已有中英文稿在。我多年仰慕英国历史学家古赤（G.P.Gooch），他即以德文名号Privat Gelehrt（私人学者）自命，我既已被逼如此，不趁着下水更待何时，决心既下即再有人相邀授职亦辞不就。可是此办法却使格尔和杰佛逊受苦不少。我在给李公信内提及几个冬天室中无适当之暖气，所作书稿送出版者则一再被拒退回，最后难关突破，我获自由，即不愿再作冯妇，在机构组织中厮混已非愚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