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到美国去？（第3/10页）

科技的进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人类。但人类以上的丑陋，从古代至现代，几乎半点儿都没被改变。而且，比古代更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心中对克林顿的同情，与我心中对人类自身心理丑陋现象的厌恶是并存的。

20世纪尾声中最孤立无援的公众人物克林顿总统先生，似乎只有一个心理可依靠、可信赖、可获得些许无济于事的安慰的人了——一个女人，他的夫人希拉里。

当某些世人不禁赞赏希拉里作为女人、作为妻子难能可贵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非同寻常的第三当事人姿态时，我心中想到的却是他们的女儿。

是的，我也羡佩希拉里夫人的各种难能可贵。但我心中还是在更多的时候想到他们的女儿。她毕竟还算是一个少女。她可能是20世纪尾声中心理遭到最严重伤害的少女。与她相比，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储的两个儿子是幸运的——毕竟，作为少年，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父母各自的绯闻被各种媒体一股脑儿地涂上“黄色”。相反，在他们的母亲不幸身亡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本国乃至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为他们的母亲伤心哭泣；他们看到的是那么多的鲜花、那么多的悼念方式、那么多的盛赞文章。以至于他们小小的年纪，竟不得不煞有介事地于去年和今年两次作出俨然大人似的反应——恳望那些崇拜他们母亲的人节哀、理性、克制感情，尽量使各种悼念活动简单化、正常化。

但克林顿夫妇的女儿却只有一种对公众开口的选择——替她的父亲乞求宽恕。除了这一种选择，再就是沉默地承受压力。

毫无疑问，在她心理遭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日子里，全世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中，肯定有另外的某些少女，身陷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幸，身心也正遭受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但后者们一有适当的机会，便可向社会发起呼救，向世人求取同情，向法律要求公正和庇护。

但美国的第一小姐目前直至永远显然都不大可能有这种资格。

因为正是美国的法律以公正得近乎冷酷无情的原则，将她的父亲一步步稳而不乱地、完全符合章法地推到“性丑闻”的灾难之中去的。

我这样说，我对她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她的父亲克林顿总统先生的同情，绝不意味着我对美国法律的心存成见，更不意味着我对它的谴责。恰恰相反，此事不能不使我再一次感到美国法律原则的无势力可超越的权威性。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面对法律一切权威以及权威人物都显得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卑微，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根本不堪一击。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面对法律，对于政治权威人物——从州长到市长到议员到副总统、总统们的要求，竟是多么的严格！严格得近于苛刻，苛刻得仿佛故意——从诚实的品质（哪怕在某一件事上哪怕在学生时代说过谎话）到十几美元税金的缴纳与否，到男女关系一二次失足（实际上仅仅一次就足以下台），都不是什么“小节”。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对于政治权威人物、政治家乃至总统，几乎一向宽大他们政治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这一点上美国人似乎不太要求他们的总统是完人。但是社会监督却从不放过他们“小节”上的自律素质问题。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国家，尤其中国，却显然恰恰相反。据我想来，此相反对于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颇值得进一步分析。

对于某些国家，总统的丑闻，差不多一向被视为国家的丑闻。对于美国，任何一位总统的丑闻，一向被视为仅仅是某一个当总统的美国人自己的丑闻。美国几乎一向从不因任何一位总统的丑闻而感到是国家的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