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17/17页）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惘。他们的确需要一个近的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的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比如令他们已是在忍耐地承受着的有些品类贵得荒唐的物价，明年后年是继续上涨还是保持在如今的指数？倘物价继续上涨，工资会增加吗？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业？失业者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

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决定着，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分明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正如大多数苏联人至今仍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一样。事实上并不是他们遗弃了戈尔巴乔夫或选择了叶利钦，而是他们陷入了空前的听凭命运摆布的困境，戈尔巴乔夫也罢，叶利钦也罢，其他的什么人也罢，随便吧！当叶利钦下令以武力攻占议会大厦的时候，更多的苏联人既不支持议会也不站在叶利钦一边，便是他们对双方袖手旁观、丧失了信心不再信任的一次明证。我想，无论是攻占下了议会大厦的叶利钦，还是失守并作了俘虏的议员们及其追随者们，内心里大约都感到了同样的失落吧？

与许多国家刚好相反，他们的政治家习惯于谈现在，而我们的政治家习惯于谈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