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畸胎之七十年代（第3/10页）

不管打他的是谁，都会同时这么骂他：“臭流氓！”

马云龙可怜他，只要自己有烟，放风时总是会带着两三支，在院子里偷偷塞给他。

他，就会双臂肃垂，一脸虔诚，煞有介事地为马云龙背一段《纪念白求恩》中的语录，赞美马云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贪婪地过了几口烟瘾之后，往往又会以思想家般的口吻对马云龙说出一句话：“其实，人是没有灵魂的……”

言罢，幽幽地，莫测高深地笑……

世上之事，往事便是往事。大抵，总是要成烟的。

所谓并不成烟的，无非那留给我们的思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然老百姓们明摆着都是弱势的，能从荒诞中汲取的，只不过是明哲保身的狡黠而已。人世间狡黠太多，就没什么意思了。

倒是那些强势的人们，该从依稀的烟气中看到禁忌，和黑色的不幽默……

二、“要是老婆归自己好，那土地就是归农民好”

马云龙先生是我的朋友，长我几岁。“文革”时期，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付诸言论，于是被罗织罪名。他曾向我讲过几桩牢狱中的人和事，时隔久矣，我几乎全忘了。惟其二者，记忆深刻：农民和土地。

话说当年和马先生同牢的，有一个老农。沉默寡言，性极温良。一没偷过，二没抢过，三没奸过，更不曾杀人放火。什么政治观点，头脑里也是完全没有过的。

此老农之“犯罪”，纯粹因为土地。

因为曾经属于他的三亩几分地。

解放前，他是佃农。

解放初，他是土改积极分子。

后来，自然地，就分到了三亩几分地。土改工作组的同志较为偏心于他这一个土改运动积极分子，分到他名下的是好地。

当一份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证交给他了，当写有他名字的木桩砸入地界了，当他确信三亩几分地真的属于他了，这一个祖上几代都不曾拥有过土地的农民，跪在那三亩几分地上，哭了。

那情形如同某些早期革命题材电影中的片段。

但他的眼泪，和演员的眼泪不是一样的眼泪。

老天似乎要成心捉弄这农民，分到土地后的两年，非涝即旱。土地枉好，劳作枉勤。那两年里，这农民并没能从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收获到多少庄稼。

接着，中国的农村就进入了初级社时期。

所谓初级社，就是几户农民以自愿的原则，建立互助组，将他们的土地整合到一起，共同耕种，共同收获，按劳分配。

这个农民哪一个互助组也不加入。

他想，总算是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是好地，还没靠自己的双手收割过一茬好庄稼呢，怎么舍得归了组呢？

是的，他是那么的舍不得。如同一个小女孩，才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布娃娃没多久，稀罕劲儿没过去，舍不得把布娃娃入了别人的伙，和别人一起“过家家”。

既然是自愿的，他偏不入，别人也奈何不得他。

以后的两年里，仰仗着年景好，风调雨顺，他靠着他的勤劳，在属于他的土地上喜获丰收。

他得意而且自负了。

不入初级社，我的土地不是也没亏待我吗？那我干吗还要入呢？

而这时，中国的农村进入了高级社时期。

高级社也还是以自愿为原则的。不自愿的，在农村干部们看来，自然是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无疑了。结果，连高级社也不入的这一个农民，这一个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里的思想落后分子。

落后就落后。他颇不在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他，已经没什么兴趣再去争取政治觉悟方面的那一份儿积极了。他一心一意只想靠自己的勤劳种好那属于自己的三亩几分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