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权（第7/10页）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实录》）

　　乾隆登基不久，因为他人举报，以“因循不振，不求进取”的罪名罢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就以一副仗义执言的表情说，几年前被罢黜的魏廷珍其实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纯正。他开始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一番摸底，皇帝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而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年，指使门生代为奏请。于是任兰枝被革职，陶正靖被降级。（《清史稿·魏廷珍、任兰枝传》）。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们欺骗的种种伎俩，就逃不过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阅读一份奏折时，一个大臣奏道，他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件坏事，要报告皇上：“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

　　乾隆会心一笑。这就是地方大臣的“会做人”之处，也是他们“取巧欺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大员笔头一转，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觉轻轻叹息，挥笔在奏折上批道：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么会次次那么巧？（《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

　　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法的、专心致志的，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的动机。荐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们简直就是为斗而斗。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个别想有所作为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