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张宏杰（第8/10页）

十一

不过，写作另一面的快乐毕竟是传播和交流。每一个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观音能有人欣赏。更何况毛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有点“文以载道”的老套想法。

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发现了另一条接近读者的路。那是1999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为《鸭绿江》主编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在时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阳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写东西，让我发几篇给他看看。

过了几天，祝勇给我打来电话：我想给你出本书，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书，而且我估计书有可能卖得很好。

于是，在2000年1月1日，我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了，汇集了我写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文化散文”。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版的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出书实在是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个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书）。因此，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虽然封面做得有点不伦不类，我还是感觉很兴奋。

这本书起印五千册，出来后很快就淹没在众多新书当中。虽然不久都卖光了，但是在读书界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不过令我高兴的是读者却有了反馈。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这本书。看来这个出版社对图书馆的发行很成功。有几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的大脑”，“千年悖论，让我们觉醒，第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历史人物的种种作为……”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触动一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愤怒、惊讶、感慨、激动，能颠覆他们对历史的一些成见：这正是我在书房里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发现，出版是将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的大路。出版的传播力比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虽然一开始我走的是“文学之路”，但其实我的作品并非标准化的“文学性写作”，我写的虽然都是历史，但是离现实可能比大部分小说都要近。它们的读者，更多在文学期刊的订阅者之外，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出版社的编辑与文学期刊的编辑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机构都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因此特别在意一本书的市场反应。与文学期刊疏离了社会不同，出版业已经相当市场化，编辑们睁大眼睛寻找每一位有读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书的出版颇遇艰难外，我的书出版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第三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之后。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不久，我在报纸上网上很快见到白岩松、柴静评论了这本书。影星袁莉在我经常看的《锵锵三人行》中提到了这本书，那年《艺术人生》的年终评点，张越、崔永元等几位嘉宾似乎也提到了这本书……于是我意识到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出版社没有进行过一个字的宣传推广，但是这本书通过口碑相传，渐渐传播开来。印数很快就过了三万册，而在文化类书里面，据说三万册就算畅销书。再以后，我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也陆续成为历史文化类的“畅销书”。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读者群，大量地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当时身在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的青年学者刘瑜的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位读者将我的三万多字的《无处收留：吴三桂》一笔一画地抄在一个小本本上送给了我）。我能够知道，自己的写作与这个世界确实形成了一点互动，虽然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一点互动。

让自己的写作真正抵达读者，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