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张宏杰（第7/10页）

写作是痛苦的。写作需要将自己调动到最活跃、最兴奋、最有力量的状态，才能随心所欲地驱策胸中万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状态。因此写作者必须拥有特别强大的意志力，需要无情地鞭策大脑。这种写作中的完美主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离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极致体验。

写作又是快乐的。我的性格是那种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我想最适合我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敲打点什么东西，使它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出来。仅仅这一过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满意足了。

我越来越发现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是好奇心。我们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两个星球，而历史这个领域，这种差距更是明显。大学期间在大连市图书馆阅读历史材料时，我不断地感到乘坐过山车式的惊讶。把这种惊讶表达出来，其实就是我写历史的最初动力。历史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旅行和探险：在故纸堆中，你随处可见蛛丝马迹。沿着这些线索前行，擦去历史碎片上的尘埃和涂饰，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会发现历史的面相与你的想象几乎完全不同。一开始，我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评价我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关注的是人性的复杂。在历史中，各种情节都已出现，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现出来了，我迷恋于观察这种复杂性，迷恋于将一张又一张面孔复原出来，得意地指给别人说：看，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再后来，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转移到历史规律本身。我开始观察农民起义，观察中国人的盛世梦，观察中国专制制度的起源……我惊讶地发现，我头脑中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比如，农民起义推动的主要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专制制度的进步；比如中国式的盛世几乎都是建立在一个大衰世的基础上，并且以衰世为结局；比如春秋战国时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几乎个个都在呼吁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政权……

我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禅式的，远离“学术范式”的，我的结论也许荒谬可笑，离题万里，但是我却自得其乐。我的写作完全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摒弃万物，沉在书房中，一点点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问，敲打出一篇篇文章，那种遗世独立的专注、单纯而宁静的感觉，确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就这样，我以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为入口，走入历史。从历史开始走下去，你会不自觉地经过人文学科的各个房间。一路走来，通过写作，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从1996年到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社会，对历史，对体制，包括文学体制，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我颠覆。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正是开始于写作。

写作也给我带来了现实的“利益”。一开始，为了不致招人误解，我的写作是在地下进行。当发现“作家”已经成了异类之后，我更把发表的东西埋到抽屉深处：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总要好过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对题的“赞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行长王毅读了我写的几篇东西。行长虽然文凭不高，但是兴趣广泛，知识面颇广。更主要的，他们那一代人还认为，写作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他说，你是个写东西的料，我给你提供点方便。

于是，他把我调到了市行营业部，因为营业部主任董庆毅为人非常开通大度。在他和行长的默许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当“作家”。这自然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幸运。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一圈步，回到家里，洗个澡，听一楼人都走空，泡一壶茶，揿开电脑，看着茶烟升起，听着电脑“沙沙”的启动声，整个房间就像坐在古墓中那样安静。每当这时就深深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即使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引起关注，但能一直享受这样的书房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