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3/20页）

1937年的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给了捷克一个完美的机会向外界展现她“完全有权把莫扎特看作自己人”。无疑，在这个其生存能力逐渐脆弱的时代，以具有民族色彩的方式挪用莫扎特，对这个国家的自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最有力地表现在10月28日《唐·乔万尼》的演出里。演出用的是卢杰克·曼道斯（Luděk Mandaus）的捷克语译本。10月28日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19周年纪念日。观看演出的观众包括贝奈斯总统（Edvard Beneš）和一群特别邀请的国际宾客。正如赫伯特·F.派泽尔在《纽约时报》报道的，各界对演出的兴趣“极其高涨，观众挤满了这座老戏院，特别光彩，具有代表性”[463]。

在庆祝莫扎特和布拉格密切关系的音乐节期间，还有一系列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也证明捷克人在国家层面赋予莫扎特的重要性。也许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煤市的一幢莫扎特曾经居住过的房子上一块新修复的纪念牌的揭幕式。另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在查理大学举办的莫扎特纪念品展。展品有《〈唐·乔万尼〉序曲》的签名手稿，借自巴黎音乐学院，以示外交善意。在小心翼翼的谈判后，原本估计要500万捷克克朗的保险费降低了一些；不过，捷克人对莫扎特在布拉格创作的音乐有着极强的情感，展览组织者还是愿意出大价钱保证借到这件展品。[464]

在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举办的同一年，捷克音乐学家保罗·奈特尔完成了著作《莫扎特在波希米亚》（Mozart in Böhmen）。他希望这本书能复兴“过去的精神”，即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在“和谐与谅解”的气氛中共同把这位作曲家敬为“他们的大师”。[465]德意志人积极参与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德语剧院制作的《后宫诱逃》和《魔笛》也引来评论界的热烈反响，奈特尔无疑会为此感到宽慰。一个更积极的信号是，布拉格日耳曼音乐学院（German Music Academy of Prague）师生用一场莫扎特《安魂曲》的演出纪念1937年9月去世的马萨里克总统。

然而，虽然奈特尔呼吁宽容和谅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第三帝国在苏台德区的问题上，关系却逐渐恶化。1937年的相关争议渗入音乐界，两国都做出先发制人的举动。例如，在春天，捷克政府发布禁令，帝国音乐局局长彼得·拉贝的著作《第三帝国的音乐》（Die Musik im dritten Reich）和《德意志音乐生活的文化意志》（Kulturwille imdeutschen Musikleben）被禁止发行，引起德国人的愤怒。[466]德国人做出反击，在苏台德掀起民众情绪，并公开支持在莱辛堡（Reichenberg，即利贝雷茨〈Liberec〉）和特普利茨（Teplitz，即特普利采〈Teplice〉）举办的苏台德音乐节。[467]在这种情况下，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在邀请国际宾客时就没有邀请第三帝国的客人，而《音乐时报》1937年12月号很明显地以最为草草而过的方式批判报道了音乐节的节目。[468]

27.汉斯·瓦茨利克的莫扎特小说《加冕歌剧》（1935）的封面和封底。

1938年，德国的音乐媒体加强了反对捷克当局的宣传运动，一有机会就对苏台德区予以道德支持。莫扎特也被卷入斗争，出生于苏台德的作家汉斯·瓦茨利克（Hans Watzlik）的历史小说《加冕歌剧》（Die Krönungsoper）流传甚广。这部小说初版于1935年，重印过几次，到1944年时已发行12万册。瓦茨利克在其中重构了莫扎特1791年最后一次造访布拉格并创作最后一部歌剧《蒂托的仁慈》的情景。德国媒体盛赞此书，称应向“莫扎特专家和普通德国人都热烈推荐”。此书的样板是爱德华·莫里科（Eduard Mörike）写于1856年的著名中篇《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469]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内容。瓦茨利克在书中坚信德国在苏台德区的主导地位，坚信波希米亚和巴伐利亚、上奥地利的农民社群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在《加冕歌剧》中，莫扎特一踏出维也纳，前往布拉格的波希米亚乡间，就成了瓦茨利克的世界观的代言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场景：在一个离奥地利首都不太远的地方，莫扎特的助手苏斯麦耶听到一个当地农民姑娘说另一种语言，深感困惑。莫扎特斥责了他，说他们“根本没到廷巴克图（Timbuktu）”，“还认得出鸟鸣声和教堂的钟声”，不用担心。苏斯麦耶仍然狐疑，莫扎特却强调说他相信“波希米亚的小提琴和圆号都用清楚的德语歌唱”，“这个地区的市镇主要是日耳曼的，特别是布拉格”。[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