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查田运动:理念、策略与现实(第2/14页)

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200]

毛泽东如此重视中农和富农的界限,煞费苦心地在富农和中农中间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防止混淆中、富农,应该有他深思熟虑的想法。如前所说,中央苏区土地占有比较分散,阶级分化不甚明显,当中共开展阶级革命时,地主、富农的有限资财往往很难满足普通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均平的旗帜下,生活高过平均水平的中农很容易成为平均的对象。数年的土地革命实践证明,当打击地主、富农时,中农是最容易被误伤的对象,而中农作为农村最具实力的一个阶层,对它的错误打击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接着召开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集中开展。作为一场阶级革命中的阶级运动,对阶级关系作出判断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查田运动以清理阶级关系为发动理由,其对苏区农村阶级关系逻辑上必然是紧张和严重的,运动中下发的文件作出结论,指出苏区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但仍然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强大势力,而这些势力的具体体现又主要是“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201]需要在运动中加以摧毁。毛泽东也强调:“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202]

事实上,查田运动推开后,打击中农立即成为现实。查田运动前,经过数年革命的中央苏区对地主、富农的清查是比较彻底的。当时苏区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占总人口数的7%~8%,查田运动前中央苏区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人口数占到总人口的7%左右,[203]这一比例和后来得出的全国范围8%左右比,尚属正常,考虑到中央苏区地主富农经济不发达,其实这一数字本身或许已不无偏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领导人主观认定苏区农村中还存在未发现的大量地主、富农,要求深挖隐藏的地主、富农,各地为完成中央要求不得不尽力寻找靶子,以避免被扣上机会主义、动摇妥协的帽子,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许多贫中农尤其是中农成为所谓“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而且查田运动大规模铺开后,相应的阶级划分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配套政策却没有跟上。在缺乏具体标准时,普通农民区分成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生活水平的高低,这种认识在中共各级干部中间也或多或少存在,因此,农村相对生活较好的中农极易成为打击对象。瑞金踏迳区采取普遍清查的办法,“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204]“有的地方普遍查田,甚至有专门查中农的,说中农中最容易躲藏富农(如会昌的某处),瑞金每个区都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有三个区发生中农上山。”[205]

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查田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主观认定以政治正确的姿态强行进入现实,使实际执行者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政治正确气氛影响下,很多干部为避免犯错误,主持评定成分时多就高不就低:“查田查阶级方式,往往是开大会,提出名单来问群众某人是否地富、某人是否‘AB团’,叫群众举手。如果群众不举手,便说群众与反革命或地富妥协,于是群众害怕,只好大家举手。因此群众很怕我们,离开我们。”[206]闽西甚至“有因争论阶级而枪毙贫农的事件发生”。[207]而贫农为在运动中获取利益,也愿意将生活较好者定高成分,有时,群众的主张甚至会局部主导运动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