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红军：堡垒的坚强核心（第2/14页）

红军对民众的友爱表现，自然得到民众的回报。红军受到民众欢迎，民众表现出罕见的参军的积极性。送儿、送夫参加红军的事迹在苏区常常可见。福建上杭官庄区余坊乡林东姑“不但宣传自己的儿子去当红军，而且宣传别人叫儿子去当红军，对人家（指被宣传者）说：‘你的儿子能去当红军，群众同（给——引者注）我作冲锋劳动工、同我砍的柴都给你。’”。[277]旧县区新坊乡的李永春，“父子两人一起报名当红军”。[278]长汀的吴秀英为动员自己的未婚夫当红军，主动与其结婚，然后动员其加入少共国际师。[279]妇女为支持自己的亲人参军，甚至不惜以离婚相威胁，汀东长宁区彭坊乡的江银子，宣传丈夫当红军，“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乡苏要求同她丈夫离婚，后来她的丈夫就自动报名当红军了”。[280]瑞金也有报告：“桃黄区有一个妇女要他老公去当红军，他不，就向他离婚。”[281]

虽然随着苏区的发展，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深入持久进行，战争的残酷性凸显，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民众参军的热情在逐渐下降，但处处仍可看出红军受到苏区人民的真心支持：“当红军与敌人持久战的时候，广大群众送饭到火线上去给红军吃。在送饭、送菜的时候，路上是成千成万的饭担子，群众送的饭，红军主力还吃不完，并且群众把自己的油盐、瓜菜不吃，都弄去送给红军吃。”[282]1932年初，福建“永定溪南区群众听说五军团入闽，挑许多饭菜在龙岗等了一天”。[283]红军和民众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亲密的鱼水关系，关键在于其苏维埃革命的政治目标和严格的政治、军事纪律；同时，红军的组成更牢固了这一关系。据1934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统计，中央苏区红军中有77%的人员都来自中央苏区本身，其中工人、农民成分占98%。[284]这种苏区民众子弟兵的特色，使民众和红军具有了天然的紧密联系，既增进了民众对红军的信赖与爱护，也有利于军队纪律的执行，这是外来军队所难以比拟的。同时，红军始终注意和民众利益相通，打土豪时往往将收获的一部分分给群众，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众都很热烈的要来参加分东西”。[285]

红军具有良好的组织和宣传系统，十分注意对官兵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有一系列提高官兵政治和文化素质的措施。陈毅给中共中央汇报中，谈到了红四军的政治训练：

（一）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等。

（二）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作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去讲，这个讲演比较有计划的，或定于一月讲演许多题目，这些题目是可以连贯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智识。

（三）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则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评或对于明日行动之煽动宣传等。

（四）在一次游〈击〉工作，一次战斗，一次行动，经过以后的批评，要详细向士兵讲出来。

（五）军队里举行识〈字〉行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军的标语，认得一个标语即将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286]

这些措施着眼于提高官兵政治思想水平，顾虑周到、设计细致，无怪乎周恩来主持的《军事通讯》在刊载陈毅的报告时加编者按说：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给供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能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红军利用各种条件加强政治教育。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墙报平均三天能够出版一次，投稿人数最多的有八十多人，最少的也有五十多人投稿”。[287]红军每个连队都设置列宁室，作为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的场所，曾经和红军一同行军的外国传教士写道：“每到一地，不管时间长短，‘列宁室’是必建的。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8根竹竿或树杆做柱，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做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看书学习或集体活动的地方了。”[288]通过这些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使红军成为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军队有很大不同的一支武装。天津《益世报》报道中总结了红军的三个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