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红军：堡垒的坚强核心（第3/14页）

一、官长兵士均有政治意识，故能严明军纪，指挥如意，尝以镜窥其阵线，见彼等虽在战壕中，亦时有开会演说之模样，可知军事政治化之运动，虽在战时，亦不放松；二、注意宣传，该匪军近水楼台，日受麻醉宣传，固无论矣，唯彼且将各种标语或用纸印，随风飘送，或书木片，顺水漂出，以图赤化良善军民，影响不少；三、应战沉着，彼匪若取守势，无论国军如何攻击，均不轻易还击，以致难窥虚实。[289]

上述三点准确道出了红军组织纪律的严明及对宣传教育的重视。这些教育，使红军官兵了解他们的使命、目标及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其自觉遵守纪律，保持与群众的良好关系。同时，红军建立严密的监督体制，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保证纪律的有效贯彻。当年红军的日记中记有纪律检查的实际状况：

各单位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部队离开广昌的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到新安宿营后进行了评比：军团政治部第一，司令部第二，供给部第三，惟军团部的警卫连、侦察连做得不好，大多住户的水缸没挑满，房前屋后的垃圾也没清除。供给部各科的住地本来打扫得很干净，给老百姓的水缸也挑满了水，但发现运输队有人买老百姓的鸡蛋价钱不公平，有一个队把老百姓扁担损坏了没赔偿，有的铺草没捆好送到原地，门板送错了也不问。这些问题反映了民夫们还不习惯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90]

严格的纪律要求不仅针对红军，甚至及于随军的民夫，其严厉程度不由得让人惊叹。对此，蒋介石不得不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291]

良好的宣传教育及思想政治工作不仅造就了红军严密的组织、良好的群众关系，更重要的，对于一支武装力量而言，还使其获得了坚强的战斗力。在与拥有资源、给养、人员、武器等多方面的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较量中，红军屡屡以弱胜强，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

当然，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那样，红军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马平川，其间难免有曲折、坎坷，如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后，红军发展就出现一些波折。

应该说，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苏区，对红军的影响也有正反两方面。积极方面，毛泽东曾总结出五点：

（一）成分提高了，实现了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292]

毛泽东这一总结是1934年代表临时中央政府所作，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但大体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不能认为完全是言不由衷之词；而就消极方面言，1940年代中期撰写的《在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对此有所论列：“在军民关系上取消了红军作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只赋予红军以单纯的作战任务。在动员参战工作上，不懂得培养和爱惜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供长期战争的适当调用，而是用的竭泽而渔的办法，在两年之内便把苏区的力量弄到枯竭的地步，迫使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去另寻生路。”[293]这一论述触及问题的某些症结，是中共善于自我批评、力求上进的体现。不过，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苏区力量枯竭的责任不能仅仅算到中共自己头上，苏区本身资源的困乏、国民党方面的封锁与逼迫事实上更是肇祸元戎，中共中央指导上的问题只是在内外环境不利的背景下才被放大，进而一定程度上动摇到中央苏区党、政权、红军的坚强基础。从我们将要面对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进程看，当时苏区某种程度上的“师老兵疲”，既不仅仅是中共本身的问题，也非突然凭空而降，实为苏区在内外挤迫下遭遇困境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