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革命的宣传与实践(第4/5页)
有意思的是,对苏区传统信仰习俗禁而不绝的局面,国民党人也有评论,杨永泰在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发现:
土地庙本是一种迷信的东西,在我们革命势力之下,看见了这个东西,还要劝导一般愚民不可迷信,有些地方党部,激烈一点,便领住些人去打倒他。可是我在广昌黎川经过的地方,看见土地庙土地牌,和香炉存在的就很不少。到处死了人还是化纸钱烧香。听说广昌战后,锡箔纸钱香烛,就是一宗很好的生意,和久缺的盐米一样的需要。黎川还有一座扶乩的菩萨庙,香火从来很盛,偶像陈列得很多,此次经我们收复之后,才把他的偶像搬开去。[176]
应该说,杨永泰的批评当非杜撰,不过客观来看,这并不能算是忠厚之言。社会改革之功需要一点一滴持续不断地努力,不是单纯政治力量的推动就可以一劳永逸的,对于中国长期的习俗传统,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都未免冒进,何况民间信仰还有其更深的社会和心理原因。事实上,后来中共对这一点也有认识,1940年代末,中共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就指出:
在农民迷信未打破以前,烧神像与佛堂,只有引起农民反感,给反动派以挑拨机会,此外一点好处也没有。过去大革命时期与土地革命时期烧神运动所引起的恶果,今天再不要重复他。今天对农民根本不要提打破迷信问题,提出来农民是不会接受的,何必多此一举?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宣传呢?要到农民得到土地,工人生活改善以后,才可以拿事实去教育农民,告诉他们:“菩萨是不会帮助我们得到土地的,什么坏八字,命不好,都是地主欺骗蒙蔽我们的。”只有在这个时候,用这种说法去教育农民,农民才会接受。但就在此时,也不要叫农民不去敬神,只告诉他们不必多花钱就够了。总而言之,这些问题今天对革命尚不是重要问题,不必强调他,自找麻烦。[177]
上述总结是中共经过多年摸索后的经验之谈。对于中央苏区时期尚很年轻的中共党人而言,他们考虑更多的还是革命理想的实践,社会革命是共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共党人通过社会革命在实现自己革命理想的同时,也相当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好感与支持。然而,正如中共自己后来意识到的,由于社会的运行呈现出无限多样的复杂性,社会革命的掌控和把握相当微妙,其效果往往利弊参半。比如,苏区宣传在家庭中打破家长制度,家庭成员平等,就激起一些中老年人的反激,苏区民众不同年龄段对中共支持度出现波动,与此不无关系。资料显示,中央苏区老、中、青、幼各年龄段对中共反应有相当差别。福建方面有报告提到:“思想方面,则老年人痛恨赤匪,冀得真命天子出而恢复专制,平治天下。幼稚者因受共匪愚惑,以为非阶级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决无其它出路。惟少数中年人稍能折中于两者之间,希望有不杀人之政府出现,使彼有安居乐业之机会,即为己足。”[178]这种随着年龄增长对苏维埃革命支持度呈递减趋势的状况在江西方面也得到证实:
(老年人)四十岁以上的属之,他们阅历较深,态度稳健,除了一些素行不轨的以外,大都不赞成土匪的行动,在土匪一方面,也怀疑他们思想顽固,目为反动。所以在匪区被杀的,亦以老年而有知识的人为最多。但无论如何,他们在群众中,对于后进,有相当信仰,在每一时期,因为环境的压迫,不能不和土匪虚与委蛇,然而他们处在岌岌不可终日的境况中,心理上的感应是惊恐、怨望、饮恨,绝少对土匪以助力。
(壮年人)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属之,这一班人,血气方刚,意志未定,一经刺激,不问事之如何,辄生反应,故麻醉较易。且好新奇,喜破坏,土匪之所以蓬勃一时,实以利用此辈之力为多,这可以说是土匪的主力军。但据各次战役所俘获的壮年匪兵所供称,他们之所以不能投诚,完全是由于土匪政委秘密的监视。可知他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动摇。并且一次二次的抽派到前线抵炮火,所有的壮丁,已十去八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