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革命的宣传与实践（第3/5页）

由于时间短暂，加上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苏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恶化，中共中央指导中的教条倾向，苏区社会改革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以宣传言，一般来看，像游艺晚会、俱乐部这样寓教于乐的宣传形式往往较能为民众所接受，而一些民众难有切身感受的活动及与群众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的组织则无法深入民心。如当时为动员民众，苏区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群众组织，但效用并不显著：“反帝同盟拥苏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找头绪找不到。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161]1932年底，宁化“全县成立了县工会筹备处、雇农工会、‘反帝’、‘拥苏’、‘互济’等，但组织有的只有一个名，负责人没有，工作更没有”。[162]尤其当缺乏实质内容的会议不断增多时，民众更会产生厌烦心理：“群众大会开多了，群众不愿意到会，且厌恶起来。”[163]各项工作均走在前列的兴国也报告，在宁都暴动纪念大会中，虽然各级部门大力宣传，但“各乡到会的人数及群众的表现没有很充分的热情”。[164]这些问题，在国民党方面的报告中也可看到，李一之列举了中共宣传的一些弱点：

一、文字宣传，词义艰深，民众无由领会：除标语外，其余各种传单告民众书等，无不千篇一律，长篇大论有如前代八股，宣传效力，直等于零。二、不分时间空间一律施用不能适合环境：如在民族主义高潮中而高呼“武装拥护苏联”，适足引起爱国民众之反感；在农村而高呼“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增加工资”，不啻无的放矢。[165]

应该说，这确实说到了问题的要害。

苏区对宗教和民间传统信仰习俗采取严厉的态度。《宪法大纲》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的自由。”[166]僧侣在苏区和官僚、地主、豪绅一起，被列入“反革命分子”行列。不过，苏维埃政权打击宗教主要指向的还是组织完整、被认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教会，对中国传统佛、道和民间信仰相对较为宽松。包括和尚、道士以及一些介于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人士，中共将其定位为游民，属于改造对象，被限制转业，不在被清除的反革命之列。根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菩萨庙宇、僧尼道士、算命瞎子等，都成了过去的陈迹，现在是都改业了”。[167]

然而，绵延千年的民间信仰活动，短短几年时间想要完全禁绝谈何容易。江西、福建都是民间信仰色彩浓厚地区，江西1930年代的统计，23县中就有寺庙3915所。[168]福建40县同期有寺庙2607所。[169]赣南、闽西地处山区，民间信仰空气更为浓厚，神佛相当程度上充当着民众应对灾变、祈求保护精神支柱的作用，生命力之强非武力和政治宣传所能及。毛泽东在兴国长冈的调查注意到：“去年以来，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但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这些人多属没有儿子的。”[170]毛的调查是在工作先进的地区展开的，农村的实际状况可能比这还要严重。湘赣苏区反映：“封建迷信可说大部分打破了，但各县的妇女一遇疾病发生则求神拜佛呼魂的怪象。”[171]莲花县在革命开展数年后发现：“封建迷信的残余，非但不能破除反而逐渐的恢复了……群众对这个问题信得非常浓厚。”[172]

民间信仰旺盛的比较典型案例是瑞金壬田的祭拜观音事件。根据《红色中华》报道，1933年11月22日，壬田区竹塘乡草鞋坪一块白石崩下，岩石崩裂处涌出一股山水，由此被一般信众说成是观音太太，引起乡民祭拜，乃至“我们队伍中一些同志，竟也迷信‘观音’，去烧香顶拜”。[173]短时间内，消息迅速传开，祭拜者络绎不绝，有人还装扮仙童，出卖神签，募捐修庙：“壬田岭子脑地方一个屋子里只有二十多家，一下子就募了四十余块钱。并吸引石城会昌等地的落后群众来朝香，一时轰动远近……许多群众成群结队的前去朝香。”“隘前区苏主席也骑马去拜‘观音太太’，合龙区和云集区的裁判部长也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去烧香，还有洋溪乡的乡苏主席，带了二十多个儿童团员前去朝拜”。[174]壬田离瑞金城不远，堪称中央苏区的中心区，一旦有“灵异”现象出现，朝拜者仍然难以遏制，可见传统习俗信仰在民间扎根之深。在浓重的习俗观念影响下，即使是表现比较先进的青年人也“还有不少信菩萨的”。[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