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央苏区的政权(第5/9页)
尽管不无可讨论之处,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动员总体上看还是反映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人民性立场。苏维埃制度理论上是建构在民主运作的框架之中。1933年底召开的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明确要求:“对城乡苏维埃的工作在广泛运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要实行选民的召回权,建立村代表会议及村代表主任制,在乡和村中组织各种委员会,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75]选民召回权的强调,使代表的权力和责任与选民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委员会制度既保证了上下通联,又体现了群众意志。1933年5月,安远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设立茶亭,方便来往行人,对于设立茶亭的经费,县府要求“当地政府负责召集当地乡苏代表会议和各群众团体会议,讨论决定其费的开支,在(再)由当地群众募捐供给之,切不可借口滥捐”。[76]可见在当时的政权运作体系中,如果充分发挥制度设计的效能,代表会议可以成为反映民意和决定政策的重要一环。中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一基层政治运作体制,虽然由于苏区的现实环境、党组织与乡村政权的磨合需要及时局变化等因素未及真正展现和推广,但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政治面貌的充分潜力。
为加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与实施了苏维埃选举细则,对苏维埃的选举原则及方法作出规定,并领导各级苏维埃展开由下而上的选举运动。中共有关决议明确指出:“苏维埃的民主,首先表现于选举运动。”[77]苏维埃代表选举在当时受到相当的重视。从选举过程看,虽然中共党组织要求不要直接干预选举结果,强调“党对于苏维埃委员选举可以拟定名单,但不能直接向群众提出,只有在群众中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选举出来”,[78]但包办的现象特别在初期事实上难以避免。随着中共苏区政权的巩固,选举也逐渐制度化,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1933年进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各地注意“在选民大会中必须发动选民斗争,从斗争中来选举工作积极、斗争坚决的真正劳苦工农青年及劳动妇女充当苏维埃代表,反对过去指派方式”。[79]赣县的选举“相当的发动了群众的斗争,如在选举时选了不好的分子当代表,群众立即反对(清溪古村区)”。[80]兴国、上杭、瑞金等地“普通的以乡为单位,组织了三人至七人的宣传队,比较先进的地方组织了化装讲演,演新戏,俱乐部开晚会,各学校上选举课等,造成选举的热潮”。[81]根据毛泽东1933年的调查,这年年底进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虽然没有实行直选,而是层级代表选举,但有些地区选举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福建上杭才溪乡公布的候选名单得到群众积极回应:
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82]
同样的状况在各地都有显现,兆征县大埔区教育部长“在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要他来把全区文化教育工作,向代表作报告,结果他讲了七句话。因之,全区的代表同志,很热烈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向他作了无情的斗争”。[83]胜利县古龙岗中邦乡“群众对候选名单上的贪污腐化分子、开小差分子只在夜晚在公布的候选名单上的姓名底下写字”。[84]选民的批评热情体现了其对选举的主动参与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