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第4/17页)
在不利处境中,红军不但顺利摆脱,而且居然可以反戈一击,这在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8月10日,他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281]黄陂战斗后次日,蒋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282]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迅速“剿灭”红军。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快而剧烈地修改其“进剿”思路,军事上的挫败及“剿共”遇到的困难自是直接诱因,在第一线实地接触中共后,其对红军原来多少存有的轻视心理终于一扫而空,意识到解决红军绝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发动“围剿”与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样,其思路改变和国内政治形势也息息相关。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实力派。就蒋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战争中轻松取胜,形成在国内政争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实力代价又并无多大进展可能,则一定要细加掂量。所以,虽然蒋在接到两广方面诋其“剿共”不力讯息时大声喊冤:“闻粤伪府已下讨伐令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283]但两广方面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未必纯为诛心之论,同样的怀疑处处可见,即连他的亲信部下陈诚对其态度似也并无把握,“围剿”期间曾在家书中说到,对中共“如能继续追剿,不出一月当可根本肃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决心否?”[284]
8月上中旬,蒋介石对红军基本是围而不攻,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其也实在难言祸福。此时,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8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285]20日日记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286]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红军方面,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总体上的被动态势尚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接近包围红军,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287]
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9月1日,粤桂联军下入湘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9月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288]国民党军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
当蒋介石选择在“剿共”战场全面退却时,对粤方的布置却在加紧展开。9月12日,蒋介石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嘱其告粤桂方面自己愿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289]粤方收到蒋介石的示意后,随即将部队后撤。9月17日,陈诚写道:“昨接各方情报,粤逆已撤兵……闻总司令明日可抵赣,此后或先行讨逆,或继续剿匪,均待总司令到达后方能决定。”[290]陈诚的疑问,在次日蒋介石的日记中有明确的答案:“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暂停“剿共”军事已成定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291]这是蒋日记中罕见的自曝阴谋的一段,别具意味,透露出其对粤方承诺的所谓下野纯属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准备以陈铭枢十九路军和陈诚十八军南下钳制广东,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拥戴、迫粤就范的好戏。显然,蒋介石对付党内纷争比对付中共更有办法,而他9月18日的重返江西目标已不在中共而在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