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第2/17页)
更重要的,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266]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在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即为“剿共”,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已经在政治上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267]6月底,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指出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
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268]
这是说的不去触动两广这一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269]避免威胁长江太甚,当然指的是尽可能不去触动蒋介石,这和前述总前委的分析是一致的。中共不想触动两广,甚至希望避免与南京正面相向,这种很容易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策略,实乃洞悉局势的高明之举。
只是,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处于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会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出于其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一个月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一对蒋而言主要是基于政治算计的决策,意外地却误打误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毕竟还欠丰富的中共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国民党方面有利的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270]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形成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等主要任务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现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