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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来的报纸版面所显示的，苏兹贝格喜欢照片，但他利用了微妙的时机引入自己的口味，以致很少有读者会注意到这种从奥克斯时代向苏兹贝格时代的转变。苏兹贝格1937年做了一项惊人之举，奥克斯如果活着无疑会反对：苏兹贝格任命了一位叫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女人负责国际专栏。也许在奥克斯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在《纽约时报》任命一位女专栏主任更大了。麦考密克夫人自1921年以来以欧洲自由作家的身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她的报道之清晰，见解之深刻，不仅给苏兹贝格，而且也给当时领导《纽约时报》的三位主编范安达、伯査尔和詹姆斯留下了很好印象。他们都意识到，她是欧洲第一个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的记者，并报道过它年轻的代言人——尔后《时报》称之为“墨索里尼教授”。所以，苏兹贝格绝对无法拒绝他的顾问或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要求，伊菲吉妮曾礼貌地悲叹她父亲关于女性权威的许多维多利亚式的保守观点。苏兹贝格于1937年任命了麦考密克在欧洲的重要职位——因为《纽约时报》要为似乎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建立驻外记者队伍。

这是1937年的大新闻——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同于国家的多数报纸，《纽约时报》正在为之做准备。汉森·鲍德温当时开始了他作为报社军事记者的生涯，于1937年被派到欧洲，了解他所能了解的关于欧洲军事状况的一切。赫伯特·马修斯1937年报道了西班牙的内战，并在《纽约时报》和一本书中写道，西班牙内战是后来一个更大冲突的预演。在一篇发自西班牙的评论中，他警告说：“你们这些沿着百老汇大道散步的人，自鸣得意地以为战争离和平的美国是多么遥远。某一天你们也将感觉到战争拍到了你们的肩上，你们将会听到号召……战争是一只长长的臂膀，它将伸向我们每一个人。”

马修斯写这段话的时候36岁。他个头高高的，很瘦，很严肃，是个学者式的人物。他是但丁的研究者，有一副瘦削的苦行僧的面孔和一双悲哀的黑眼睛。他对于世界和他在世界上的位置持一种浪漫的、宿命论式的态度。他既十分迷恋战争英雄，也非常关心战争的牺牲品，这种兴趣，连同他的历史感和伪善，使他的报道有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和令人难忘的层面和棱角。他不是一个记者式的记者，而是一个作家式的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从保皇派方面来报道它，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左派及其他人的很高评价，因为他们都鄙视佛朗哥。马修斯的一位朋友——海明威，称他是“最直率、最有能力和最勇敢的记者，一个憔悴的真诚的灯塔”。但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前线，马修斯同时又被叫作共产主义者。一年前，1936年，马修斯是埃塞俄比亚战役期间始终站在意大利这边的唯一一个记者，《纽约时报》的许多读者都把他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在赫伯特·马修斯的神秘变化过程中有某种东西能够激活读者，引起他们过分地称赞或蔑视。不像许多记者，马修斯没有用官方版本安全地处理事情，也许只有《纽约时报》能把这个长期以来总引起争议的人物吸收到它的队伍里。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克利夫顿作为主编期间，在马修斯关于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报道再一次激起全国的关注之后，就出现了《纽约时报》能够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等级结构会开除马修斯，他太重要了，而且还有其他的办法。在1937年，赫伯特·马修斯是《纽约时报》令人激动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如果说这对他的上级是一种考验的话，那么对他的下级则是一种激励。他发自西班牙的报道是戏剧性的，他对它的后果的见解是有预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