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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现在80岁了。他的面部特征，特别是他的眼睛和他的儿子极其相像，但他灰色的波浪式的头发和他的衣着却不怎么保守。他有时出现在他的药品杂货店，下身穿一条传统的灰条纹的睡裤，上身穿一件棕色的双排纽扣的夹克，里面是蓝条纹的衬衫和白色的圆点花纹的蝴蝶领结，还戴着一顶棕色帽子，穿着黑皮鞋，拿着一根棕色的拐杖。所有这一切，在他身上看起来很和谐。他被看作这个城镇最杰出的活着的里程碑。他是泽比伦第一个有电话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为此感到自豪，但也有一些人，很少人，发现他有点傲慢，他也许把这个特点传给了他的儿子。除了他在政治上的冒险之外，他还曾短期投资并持有瓦库电影院。他一度推销带有他自己商标的肝药丸和一种止泻药。在他大约18岁时，由于阑尾炎的发作，他躲开了他的父亲的、他的祖父的以及丹尼尔家族所有其他人艰难的农场生活——他们是上一个世纪从英格兰乘船迁移来的，定居在了南方地区。他的病使他碰到了一个来自罗利的年轻医生，这个医生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又鼓励他从事卖药生意。1905年，他从祖父扎卡赖亚·G.丹尼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勤奋的烟草农场主，有时赶着他的马车到弗吉尼亚州兜售他的产品——那里借了一些钱，从一位医生朋友那里得到出售医药“许可证”，老克利夫顿·丹尼尔投资建了他的第一个药品杂货店。他在医生朋友的允许下研制他的配药，直到1911年，他完成了在格林斯堡学校的培训。有一天在药品杂货店，他看到埃尔娃·琼斯小姐和其他姑娘坐在柜台边喝着苏打水。她是一个烟草货栈主的女儿，曾在罗利的初级大学上学，非常漂亮。他很快向她求爱，在当年12月，在邻县她祖母的房子里，他们结了婚，到里士满和巴尔的摩度了蜜月，在第二年9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就是《纽约时报》未来的主编小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

小丹尼尔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妥当的。他在九个月后长出了他的第一颗牙，一岁学会了走路，小心翼翼的，显示了他一直具有的谨慎性格。他对肮脏有天生的厌恶，他身上没有一点农场主的东西。他的平静像他母亲。他的服装整洁、干净而得体。后来他老缠着母亲，待在屋里不出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地毯上拼命读书，他的父亲开始为他担心。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非常出色，在家里温顺，放学后在药店帮助干活，还在城里卖《磐石》（Grit）和其他杂志，攒零花钱。1929年底他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但家里没有充足的资金，《泽比伦记事》为他提供了资助。

他在学院生活中想要的大部分东西，都得到了；他没有得到的东西，也没有错过。他加入了学生联谊会，为《焦油脚人[注：“焦油脚人”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人的别称。——译者注]日报》（Daily Tar Heel）撰稿。他一直想当《焦油脚人日报》的编辑，但在进入该报后不久，他因为蔑视一位高级编辑而被解雇。到他重新恢复职员身份之时，他又与这位编辑的工作发生了矛盾。他曾经是校园文学杂志《卡罗来纳》（The Carolina）的编辑，依靠兄弟会的政治机器，并战胜了一位独立候选人的吵吵嚷嚷的异议，他当选为学生会的副主席。这位候选人曾对每一个人说：“我不介意你是不是投我的票，但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投克利夫顿·丹尼尔的票！”

丹尼尔其实可以得到主席候选人的提名，但他谢绝了，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观念——他后来承认“有点儿自以为是”——他是一个报人，他认为新闻界人士应该坚持客观立场，站在政党政治之外，决不能不可救药地奉献于任何一种事业或任何一个人。这种立场是几乎所有记者都具有的，但要付出代价——这种超然态度使他们失去了通过介入其中产生的更深刻的体验，而他们有时仅仅变成了见多识广却无动于衷的隐秘探子。他们像看待码头工人罢工一样漠然地看待死亡和灾难。他们认为他们公布别人弱点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从没有亲自提供证据。当然，如果记者和一种事业或一个伟大人物一致起来，他们可以成为卫道士或宣传家、名人的走狗。克利夫顿·丹尼尔知道有些记者会是这样的，但他决不会这样。他一直是过于小心谨慎，对他想要的东西过于自信，他或许得益于一种自然的冷漠态度，甚至也许缺乏激情。如果他在职业或个人生活上做出妥协的话，也没有多少人会知道的，不会有任何丑闻，他会很好地掩盖他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