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第2/12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历史学家也开始将类似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统计数据来解决大问题。其经典的案例也许当属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时间》（Time on the Cross）。该书汇集了数千份种植园档案中的数据，分析出19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究竟怎样有利可图，以及奴隶们又有怎样的亲身经历。

《十字架上的时间》为计量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该书共有两卷，第一卷是较宽泛的概述，既针对专业学者，也面向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第二卷则详尽地展现了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统计技术和对统计资料的运用。

《文明的度量》将遵循这一模式。本书是我此前的书《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在我写那本书时，编辑和我决定将其支撑材料放到一个网站上，而不是再出一本纸质书，但自那时起，情形就越来越明显，有些人希望得到这些材料的纸质版本，并希望材料更为广泛并得到修订。

我写《文明的度量》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想给批评《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炮弹”。他们需要这些“炮弹”来对我在该书中得出的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尽管我当然希望我的论述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但如果我本人的分析能引发清晰的争论，最终得到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指数，并对西方实力和财富的崛起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也是不错的结果。

第二个目的是想为比较史学变得更加清楚、更可量化做出贡献。由生物学家转为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适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想问的所有问题的数值指数，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较史学成为这样一门成熟学科的最好办法之一，也许就是精心设计出多重指标，使每项指标都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本书起首处，我要开宗明义地对我在提及“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时头脑所想的，做出正式定义。继而，我要对为做出这个定义所吸收的观点，以及最近50年来针对这些观点的异议，逐一综述。在第二章中，我试图从这些批评中提炼出社会发展指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然后解释我是如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我列举了我所取得的成果所依据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这是社会发展指数的4大特性。在最后一章，我思考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争论，社会发展指数有可能做出贡献的一些方式。

什么是社会发展

我所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我要给这一特性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是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曾提出，将这一概念称为“社会力量”也许更好，但不能令我信服，尤其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以前曾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定义的那种——极其不同，这个用词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西方（这是又一个需要定义的重要概念，在第二章有详细的说明）在过去200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达到了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的水平；（2）这种水平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