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到底玄不玄（第4/5页）

从广义说，郭象属于“崇有”派，他吸收了当时流行的“自生”观念，提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造物主，而是物各自生。他认为万物的最高本质是自然，也就是不加任何别的意志的影响。而世间万物，各有其特点，如果要去寻求一个最高的形式，只可能一无所有。因为事物的特性本身就是事物的终极本性，每一个事物都是自足的，无须另有所加，因而是“无所待”的，是“独化”。独化是选择论和决定论的混合体，因为事物是自足的，这种无所待的状态同时意味着它的独特性和不可更改性。所以，郭象的自然状态必然会导向鼓励人们安于现状的态度。比方说春风吹起落英缤纷，花瓣在空中自由飞舞，但是花瓣之落地便是一种决定，不可更改的。这中间的决定因素是无可知晓的，也可称之为“玄冥之境”。

总体上说，魏晋时期的“有无本末”之争，凸显了当时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化解人生态度中追求事功和内心自由之间紧张的努力，这种融合儒道的工作显然是受到佛教许多的启示。所谓的归真返本，顺乎自然，都是力图在既有的秩序中找寻一块心中的乐地。

言意之辩

有过爱情经历的人肯定有过这样的体会，即感情的产生往往是随机的，当双方的眼神一碰，即产生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感受，这时候所有的语言会变得苍白无力，所谓情到深处人孤独。

哲学家的孤独感也来自于他们对于宇宙和生命的独特感受，当思想的触角深入到生命深处的时候，人生的玄机浮现，但这种玄机或许是稍纵即逝的，是难以与人分享的。

魏晋时期那些富有反抗精神的贵族，显然对语言的问题有了兴趣，他们希望有新的方法能够像“奥康剃刀”一样，将经师们洋洋万言的对于圣人语录的注解清扫，从而为新的思想腾出空间。玄学家们所利用的“剃刀”主要是道家的理念。道家一直反对儒家的“立言”方面，强调“道”本身是不可言说的。这种说法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又一次提出来，实在是因为制度化儒家之后，经学弄得过于烦琐了，许多人便拿出《易经》和《老子》《庄子》中对于语言和对象关系的讨论，来质疑那些经师是否真正能够成为圣意的传达者。

玄学之辨名析理，其基本的方法就是语言分析，当时的名士们显然对古代的名家感兴趣，谢安还专门请人讲公孙龙子的《白马论》，可惜的是谢安听了半天没听清楚，搞得讲课的人哀叹，不仅很少有人能讲《白马论》，就是听得懂的人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知道公孙龙子将自己所骑的白马证明成不是马，他玩弄的是概念游戏，相比守关的人被他一通搅和，早就晕了。不过魏晋时期参与讨论的可都是成名人物，他们对于言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与大多数玄学命题一样，“言意之辩”也起源于汉末魏初的人物品评活动。当时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一个人的气质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辞乃至眼神来体现，所以语言的局限性被越来越强烈地感受着。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对儒家经典的意义提出怀疑。如出身于经学世家的荀粲，他发挥孔子弟子子贡所谓的“夫子（孔子）论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这段话，指出圣人关于人生根本意义的说法，并没有见诸文字，而留下来的“六经”，“固圣人之糠秕”。据说他的这套说法当时并没有人能难得倒。

“言不尽意论”是当时的主流看法，所以主张言能尽意的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将自己称为“违众先生”。欧阳建指出，要对事物作出规定必须依赖于语言，否则人和人之间就无法交流了。

语言虽是主观的，但语言的不同完全要依赖于对象的不同，这就好像是影子和事物本身一样，所以“名”和“言”与事物之间有一致性，进而语言可以表达对象。不过总的感觉是欧阳建并非真正地了解“言意之辩”的核心问题。对此王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