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与敌语

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种语言。物品、事情、感觉、颜色、梦境、文字、书籍、报纸，都是这个语言。

我无法想象存在另外一种语言，另一个人会说出我完全听不懂的话。

母亲的厨房、父亲的教室、叔叔盖扎的教堂、大街上、村里的房子和祖父母的城里，所有人都说同样的语言，从来不会说别的。

有人说，住在村子边上的吉卜赛人说着另一种语言，但我觉得那不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只是他们为了仅仅在他们之间交流所创造出的一种交流方式，就像我和亚诺，为了不让弟弟蒂拉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而创造出的一种交流方式。

我想吉卜赛人这么做也是因为在村中的小酒馆里，他们要使用有特殊标记的玻璃杯，专供他们的玻璃杯，因为没有人愿意再用被吉卜赛人用过的酒杯。

有人还说吉卜赛人会偷孩子，当然，他们偷很多东西，但是当人们从他们的土房子门口经过的时候，总会看到很多孩子围着破房子玩耍，人们会奇怪为什么他们还要偷别人的孩子。此外，当吉卜赛人来村里售卖陶器或者用芦苇编的篮子的时候，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说着“正常”的语言。

我九岁的时候，我们搬家了。我们搬去了一座边陲城市，那里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说德语。对我们匈牙利人来说，这是敌方的语言，因为它总会让人想起奥地利统治的时期，这也是那时侵略我们国家的外国军人们所说的语言。

一年之后，另一支外国军队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俄语成了学校的必修课，其他的外语被严令禁止。

没有人懂俄语。教我们外语——德语、法语、英语——的老师们上了几个月的俄语速成课，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懂，也不想教这门课。另外，学生们也完全不想学。

我们正在被动地参与一场全国智力破坏和自发的消极反抗活动。

对于学习地理、历史还有苏联文学也同样缺少热情，学校教出的学生都是无知的一代。

正是如此，在我二十一岁到瑞士的时候，完全是偶然地来到了一座说法语的城市，我遇见了这门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语言。从此我开始了为征服这门语言而进行的斗争，长久而猛烈的斗争，持续了我的一生。

我说法语已经三十多年了，用法语写作也已经二十年，但是我并不总是理解它。我说法语不会没有错误，写作也需要经常查字典。

正因为如此我也将法语视为敌语。还有一个更深层，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门语言正在侵蚀我的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