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表演

五十年代，除了一些有特权的人，我们国家所有的人都很贫穷。一些人甚至比一般人更穷。

当然，在寄宿学校里，我们是被供养的。我们有东西吃，也有屋顶可以遮风避雨，但伙食很差并且常会因供应不足而饿肚子。冬天非常冷，我们在学校里要穿着外套，而且每四十五分钟就要起身做运动暖和身体。宿舍也一样寒冷，要穿袜子睡觉，上楼去自习室时，必须要带上毯子才行。

那时候，我穿着亚诺的旧衣服，他已经穿不下了，那是一件黑色的棉袄，没有纽扣，左边已经破了。

将有一个男孩子在多年之后和我说：“我真的很佩服你在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敞着衣服。”

去学校的路上，我拿着一个朋友的书包，因为我没有自己的书包，于是我就把书和本子放在她的书包里。书包很重，我的手指因为没手套戴生了冻疮。我没有铅笔，没有钢笔，也没有运动服。我全部都只能借别人的。

在我必须把我的鞋子拿去给鞋匠修的时候，我也只能问别人借鞋子穿。

如果必须要把鞋子还给别人，我就会因为这个鞋匠在床上躺三天。我不能对寄宿学校的校长说我是因为没有鞋子换所以不能去上学，我只能说我病了。她相信我，因为我是好学生。她摸了摸我的额头，说：“你发烧了，至少三十八度，盖好被子休息吧。”

我盖好了被子，但是我拿什么支付鞋匠的费用呢？我不能向父母要钱，父亲已经进了监狱并且好几年没消息了。母亲很辛苦地工作，和蒂拉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邻居偶尔借给他们用一下厨房。

母亲曾短暂地在我所在的城市里打工。有次放学，我去找了她。那是一间很小的地下室，十几个妇女围着一张大桌子坐着，在一只电灯泡的亮光下，包装老鼠药。

我母亲问：“一切还好吗？”

我说：“一切都好，别担心。”

她没问我需要什么，但我补充说：“我不需要什么。蒂拉如何？”

“他很好，今年秋天，他也要去寄宿学校了。”

我们之间没再说话了。我多想和她说我去修了鞋，向鞋匠保证过会尽快给他钱。但看到母亲破旧的裙子和被老鼠药弄脏的手套，我无法说出口。我和母亲吻别，然后走了，再没回来过。

为了赚点钱，我在学校二十分钟的课间里编排了一个节目。我写一些短剧，和两三个朋友一起很快就可以把台词背下来，有时我们甚至会进行一些即兴表演。我的特长是模仿老师。今天我们去一些教室，明天就去其他的。演出的票价和看门人在课间卖的牛角面包一样。

我们的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有时候走廊里都挤满了观众。甚至有些老师也会来，这让我有时不得不临时改变模仿的内容。

我把成功的经验搬到了宿舍里，和别的朋友一起创造别的剧目。晚上，我们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表演。女孩们邀请我们过去，并为我们准备各种各样的大餐，原料来自这些农村女孩的父母寄给她们的包裹。我们，作为演员，无差别地接受钱或食物当作报酬。当然最大的回报，就是我们制造了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