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香丸之旅

地窖里面有人，我外祖母能够听到他们的动静。除了在卧室里熟睡的孩子们以外，她想家里应该只有自己一人。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孩子们睡着了，而我外祖母没有，她能听到有人在地窖里。

她吓得不轻。

那是1944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华盛顿沃拉沃拉（Walla Walla）的弗兰克兰街（Frankland Street）的一栋独立的房子里。我的外祖父则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那天他在美国陆军麦考林综合医院（U.S.Army's Mc Caw General Hospital）上夜班，他是那里的神经外科主任。而就在前一天，他在斯波坎（Spokane）开了一星期的会议刚回来。他们结婚10年了，生活一直如此，外祖父忙于工作，疏于家庭。

他们举行婚礼时，正是我外祖父在哈特福德医院实习的最后一年。而后他们于1935年从哈特福德搬到了纽约的伊萨卡（Ithaca），我外祖父到康奈尔大学的精神科担任助理住院医生，后来又去了曼哈顿，在那里的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完成了神经病学医师的培训。接着，他又到麻省综合医院接受了神经外科医师培训。很快，他又辗转于另外三家医院与诊所进行培训和工作，从巴尔的摩到波士顿，他师从当时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波彭（James Poppen）和瓦尔特·丹迪（Walter Dandy），从而精进医术。他于1939年回到哈特福德，并在哈特福德综合医院创立了神经外科。之后，神经外科迅速成为他的使命，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神经外科是我最大的夙愿。”他在多年后写道，“我不能忍受当时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的冥想。波彭的精湛技艺以及和丹迪共事的整个夏天，都令我感到激动和兴奋。怎么会有人专攻其他领域呢？心脏外科，那只是一个泵而已；胸外科，只是个呼吸机；整形外科，如此粗糙的工具；而泌尿外科，就是个吸引许多弗洛伊德的病态追随者的污水系统而已。”他投身于脑外科：那是医学里最难、最苛刻，也最为重要的专业，而他全身心投入于此。

他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五年后，美国陆军邀请他去服役，并任命他为医疗部队的少校。在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总医院（Walter Reed General Hospital），他开始了自己的部队生涯，尽管他常常受到远程调用。比如在某一个隆冬，他乘坐一架轰炸机，去位于拉布拉多鹅湾（Goose Bay,Labrador）的北极空军基地，治疗一起脑部损伤。1943年，军队派他去东海岸的沃拉沃拉。他花了数天来治疗从南太平洋回来的重伤士兵。他医术精湛，工作令他精力充沛。自此他大学时代的自我怀疑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不同以往的、充满自信和乐观的人生观。那一年，耶鲁大学征集1928级的所有校友，要求提交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导向，外祖父所言如下：“我们只是高级版的小花和鱼，无权做出希特勒般的可怕行径。”

与此同时，我的外祖母也尽职尽责。她的丈夫找寻到了对自身专业的热忱和进取，她也同样要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努力，妥善料理自己的家庭。他们有三个孩子，每个年龄相差两岁。到1944年，最大的孩子巴雷特（Barrett）8岁，最小的彼得（Peter）只有4岁。我的母亲丽莎（Lisa）排在中间，她当时6岁。外祖父忙碌于他的手术室，而外祖母则周旋于家庭中，投身于日复一日的家务：孩子学业、饭食料理和清洁工作。她其实十分贤惠，但要兼顾每个孩子却有点困难，而其中1944年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我外祖父要撇下她，提前去沃拉沃拉两个月，处理大量迁居的事宜。她和孩子们后来乘坐一辆林肯大陆敞篷车（Lincoln Continental convertible）横穿全国。然后，她在这个新的地方适应了崭新的生活，却失去了来自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她要独自花费更多精力来照顾我妈妈和舅舅们。在那几个月里，她的体重从108磅降到了89磅。她一向瘦小，但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瘦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