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年轻人，不是开玩笑吧？你们想好了？”神甫风趣地说。

那天上午，司各特身上有一股让人作呕的威士忌味。我们相互对视，但没有拥抱。司各特笑了，因为他必须装出一个大男人的样子。而对他来说，装出一个大男人的样子真是太荒谬了，于是，他盯着我和神甫，说：“好吧，我摆个姿势。”当他跪下来时，他悄悄地说：“作为一个丈夫，我恨你；但你又像我的情人一样让我爱你。”

“阿门！”在圣帕特里克教堂里，大家齐声叫道。“上帝为这场婚姻洗礼。”神甫宣布。教堂里响起了笑声。掌声让我的耳膜嗡嗡作响，我感到一阵晕眩。

在教堂前的台阶上，照相机的镁光灯让我大惊失色。这还不算什么，让人激动的场面才刚刚开始呢，混乱，摸索——巨大的盲目刚刚开始。第五大道的天空也不够温柔，灰白色的，白得很脏，金属色的，白色的虚无。

在车中，司各特搂住我的肩膀，把湿漉漉的嘴唇贴在我的耳朵上。“宝贝生气了。宝贝生了那么大的气。”（我推开了他的嘴及其气味。）司各特打开迷你酒吧，拧开一瓶威士忌递给我，就像递给一个伙伴似的。我端着瓶子喝，就像他的伙伴似的。我突然感到——怎么说呢？穿着带白色花边的白色婚纱，我觉得自己无所适从，毫无生气，显得十分虚假。我在这场婚礼中自欺欺人。司各特没有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觉得这很有风度，或者说，这是他看破红尘的又一个潇洒的表现。因为这个问题不大好问，无论回答是或者不是，其结果都只能让人怀疑。

我穿着象牙色的长裙，费力地拖着蓬松的白色婚纱，与时髦的法国发型师别在我事先烫过的头发上的一大把发卡斗争，我最后才明白，司各特才懒得管我是不是处女呢！我看着他喝威士忌，半闭着眼睛，每喝一口都露出微笑。“一路并不会全是玫瑰。”刚想到这里，车子停了下来，车门开了，但迎接我的不是碎石路面，出现在我脚下的是长长的红地毯。我还以为司各特会让车子兜一圈呢！他兴高采烈，走路跌跌撞撞。我从花边中伸出手，挽着他的胳膊，两人一起穿过夹道欢迎我们的人群。又是镁光灯，掌声又响了起来，我开始颤抖。眼前一黑。我双膝一软，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大家都张着嘴，我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曾经叽叽喳喳的嘴。

1940年

“白色的？”年轻的医生让我重复道。他很像厄比·琼斯——同样碧蓝的大眼睛，同样黑的浓眉，皮肤白得像大理石，白得几乎让人害怕，好像脸上的血都凝聚在肉色的嘴唇里。

“你能肯定吗？我记得你上次来就诊时抱怨说，你悄悄地结了婚……”（他往回翻着他的备忘录）‘没有婚礼，’你说，‘像个小偷’，这是你的原话。”

没有庆典，我的父母都没有来。法官和明尼不愿屈尊移步。那场婚姻完全违背司各特的心愿：他的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全家也不赞成。我想我的裙子是蓝色的，我的帽子也是。帽子下面，我的头发真的被那个愚蠢的法国理发师给烫焦了。洗礼之后，司各特真的在出租车里，打开了一瓶威士忌呷着——那味道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舌头很难受，让人想吐。至于饭店嘛，我想不起来了，也许是一家没什么特别之处的低级酒吧。

“你是处女？”这个住院实习医生又问，“可在你们结婚之前，他已经给你寄堕胎药了。如果你是处女，为什么还要堕胎？”

“我拒绝用他的堕胎药。非常粗暴，也非常恨自己。我问他，是否把我当做了一个妓女。如果我吃过一粒这样的堕胎药，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妓女。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

“那孩子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