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有两大主题，一个是道德或者宗教的，另一个是文学的。前者涉及罗马天主教关于节育的教义，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我在一九六四年创作这本小说时迫切关心的一个题目。当时我还是一个穷酸的年轻大学讲师，已婚，是两个幼儿的父亲，而且生怕再有第三个。妻子和我那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我们仍是，只不过信仰的方式相对自由放松了一些。但是早在当年，我们深信必须严格遵守教廷禁止采用各种人工手段避孕的官方指令。

在这里，我很难向非天主教徒，甚至向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更加开明和多元化的教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天主教徒，解释那一禁令的威力，尤其是它对妻子和我从小生长其中的盎格鲁－爱尔兰天主教亚文化群的影响力。我们对于天主教会有一种兴许天真但却高尚的认识：教会像个俱乐部，有自己的章程，如果你想享受会员的利益，你就必须遵从它所有的规章，而不是只去遵守那些于己有利的条规。然而，有关反对避孕的规定，的确给天主教徒夫妇造成了太多的苦恼和压力，他们（多数人）在婚前尽力保持贞节，要做到这点着实不易，可是婚后发现那种安全期或者节律避孕法（亦即周期性的性节制，这是教廷允许的唯一节育手段）给他们婚姻中的性生活设下了重重限制。安全期避孕法的主张看来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

我们对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抱有希望，是因为当时新出现了两种变化。第一，黄体酮避孕药片的发明，似乎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避孕方式，而不会受到传统的天主教以“自然法则”为由予以反对。第二，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一九五八年以代教皇身份当选的教皇约翰第二十三世，居然号召教廷的现代化，呼吁将其与当代社会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一九六二年，他召集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始此项工作，并于同年设立一个教皇委员会，研究与家庭、人口和节育相关的问题。一九六三年接任他的教皇保罗六世，更指示这一委员会专门研究教廷在节育方面的教义与避孕药片的关系。人们都知道，他最终否决了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在他的教皇通谕《论人生》中，重新确立了教廷的传统教义，此举使后大公会议时代的教廷突然面临权威性和良心的危机。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写于这一事件发生前若干时间，当时很多天主教徒仍寄希望于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而本书的创作，说穿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个外行对这一场大辩论的略尽绵薄。当然，我十分清楚，我的英国读者们大多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激发他们关注天主教徒夫妇在房事时感到的种种顾忌。解决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以一种喜剧的形式处理这一主题——写一对年轻的天主教徒夫妇，表现他们的种种挫败和焦虑以及他们如何拼命设法调和性欲和宗教信仰，以此展现男性（以及女性）的性欲这一永恒的喜剧主题的方方面面。

性欲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吸引历代作家注意力的缘由，就是它既可以成为悲剧也可以成为喜剧的创作题材。比如说，由于表现方式的差异，私通可以让人捶心泣血（如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也可以让人捧腹大笑（如在费多(1)的滑稽剧里）。避孕尽管在实际生活中通常是个严肃问题，发人怜悯，但还是少了些足以构成一部悲剧作品的宏旨。从最初萌生创作念头开始，我就意识到我的小说会是一出喜剧。

在寻找一个故事人物，或者说一对人物，以及赖以探讨主题的故事氛围时，我一段时间之前在笔记本上信手记下的一些东西为我提供了思路。当时我曾构思创作一部关于一个英国文学研究生的喜剧小说。这人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从事研究，而他的生活作派和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像他所研究的那些作家了。这就是亚当·爱坡比的雏形。一个年轻、已婚、穷困潦倒的天主教徒研究生，因为妻子可能第四次怀孕而忐忑不安，他将被迫卷入一系列围绕大英博物馆展开的古典式流浪历险，其中每一个情节都通过戏仿、拼贴或者暗示来呼应他正在研究的那些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运用这一手段会导致语气和叙事技法不断发生转换，这些将由主人公易于做白日梦和产生幻想错觉的特点加以协调，使转换显得自然连贯，而主人公的这些性格特征则又是他对自己婚姻状况的长期焦虑造成的。亚当·爱坡比的痛苦处境最本质的暗讽之处在于，他生活中唯一一个原汁原味，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哪个小说家已经“描写”过的要素，恰恰是他焦虑的根源。“学者型神经衰弱的一种特殊形态，”亚当在阅览室讲述一次康拉德式的经历时，他的朋友凯末尔如此评说，“［你现在］再也无法把生活和文学区分开了。”“噢，才不呢，我可以的，”亚当反驳说，“文学大多讲性爱，不怎么讲生孩子的。生活则恰恰相反。”（这点观感，我可以自豪地说，已经被收入《企鹅版现代引语》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