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会有幸福的时刻，可肉体却要把他召回。

——格雷厄姆·格林

亚当·爱坡比真是不幸，刚从睡梦中醒来，满脑子就立即充斥着他最不愿意想的种种烦心事。其他人，他猜想，总是神清气爽地迎接每一个新的黎明，充满乐观和决心；要么就是他们懒洋洋地度过每天第一个钟头，大脑根本一片空白，忧乐皆无，这种麻木也是一种福气。可是，烦人的念头像一个个鹰身女妖蜷缩着围在床边，待亚当的眼睑一张开，就要猛扑上去。每逢此时，他就像一个溺水之人，被迫即刻回顾自己的全部生命历程，一半懊悔过去，另一半又害怕未来。

就这样，当亚当在十一月的一个早晨醒来，睡眼惺忪地注视着床对面的墙纸上病恹恹的玫瑰，三枝耷拉着脑袋，六枝交叉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二十有五，很快就二十六岁了。身为一名研究生，他正撰写论文，可是在他享有奖学金资助的第三年也是最后这一年，看来无望完成，而奖学金早已大大透支；他已婚，是三个幼儿之父，其中一个前一天晚上出皮疹，令人忧心；他觉得自己的名字荒唐可笑；又感到大腿酸痛；他那辆破旧的小摩托车昨天发动不起来，今天不用说也好不了；因为一篇关于中古英语的论文没写好，他刚刚错失获得一等荣誉学位的机会；腿还是疼；他回忆起小学时，男生们喜欢在室外的男厕所玩“看谁把尿在墙上撒得最高”的游戏，他非常精于此道，有一次，教区神父正好在参观墙壁另一边的操场，结果他尿湿了神父的法冠；再有，他忘了在大英博物馆预定今天上午要看的书；腿疼不断；妻子的例假超过三天还没来；腿继续酸疼。

但是，且慢……思想活动中有一处不同往常。他记得昨晚睡觉时腿部并无任何疼痛感。况且，他愤愤地回想，他睡下后好像也没享受什么体力大动之乐。每当芭芭拉的例假推迟时，他们俩谁都没有太多性欲。可能再次怀孕的念头很扫兴，尽管他们明白结果已成定局，不管有还是没有，答案都已在芭芭拉的子宫中。一想到那子宫因孕育另一个生命而隆起，亚当的五脏六肺就会被吓得一阵冷飕飕。再过一年，如果运气好，他就能博士毕业，好歹找到一份工作。在那之前，对他们来说，避免再生孩子是至关重要的，要是可能，再也不要生了。

普通的、非天主教父母的生活是何其不同啊，他想，完全自由决定——事实上可以从容自信地决定——要还是不要孩子。这完全有别于自己的婚姻状态，亚当把它比作一个人口过剩的低洼小岛，周边环绕着摇摇欲坠的堤坝，而他和妻子绝望地拼命想去修缮它，同时忧心忡忡地提防着包围着他们的汹涌的生殖力海洋。这并不是说他和芭芭拉这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夫妇，倘若有机会，真的愿意把儿女塞回母腹，化作乌有。可是对新生命的接受，并非一点限度也没有。确实有个接受限度的问题，而亚当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

他的思路时常跳跃，这会儿又转到导致他们落到这般田地的种种原因上。四年多前，当时亚当毕业后正在服国民兵役，行将被派往新加坡常驻的通报，促使他们匆忙成婚。事后不久，他被证实有耳疾，只能派驻国内。当时这着实让夫妻俩欢喜了一场，可是亚当在心情苦闷时回首往事，真不知它究竟能否算得上是件幸事。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遥遥分居两地——他在约克郡，而芭芭拉和她父母住在伯明翰——只有在周末假日才能相聚，他们俩在他服兵役期间就很有能耐地生下了两个孩子。

两人结婚时对安全期的认识很模糊，对神的旨意满怀信任，而亚当现在不会轻信这些了。婚后九个月就产下了克莱尔。芭芭拉当时曾去咨询的一位天主教医生给了她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计算安全期——太简单了，以至于克莱尔一岁时多米尼克就出生了。不久，亚当服役期满，回到伦敦从事研究。有人给了芭芭拉一本小册子，解释如何通过每天早晨记录自己的体温来判断排卵期，他们一直遵循这一方法，直到芭芭拉再次怀孕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