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体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倒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话仍然是“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伯夫、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五十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式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事上究竟取得怎样不同凡响的成就，对于小说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大家知道，《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节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的。从第二小节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

“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头的。比如说：“路易·朗贝尔于一七九七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于》）。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小说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