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查理·包法利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大致知道了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的初衷，以及这部小说在主题上的重心所在。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作者所勘探、表现的现实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来说，爱玛并非是惟一的一根探测器。我当然不是说，被人戴了绿帽子的查理·包法利在作品中比爱玛还重要，但这个人物对作品主题的深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历来的研究者和教科书似乎都忽略了这个人物的存在。他似乎只是一个陪衬或道具，可有可无。我们好像忘记了，查理·包法利在小说中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也属于福楼拜塑造出来的特殊“典型”。而且，整部小说是以包法利上学作为开端，他的死亡作为全篇的终结——爱玛死后，他又硬撑了一段时间，才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消失。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作为某一个人物的传记来读，传主只能是查理·包法利，而不是爱玛。也许有人会说，当爱玛与鲁道尔弗、莱昂打得火热的时候，作者似乎把查理给忘记了，这话自然没错。在作品中的某些章节，查理的活动、思想的确描述得比较简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物不重要。事实上，当爱玛死后，查理读到妻子的情书时，那些被作者省略掉的部分便重新被照亮了，我们仿佛把小说又重读了一遍。在小说的结尾，包法利获悉妻子背叛后的心理活动过程，作者也没有详细的交代，然而我们即便把包法利本人的“弱智”、“迟钝”和“憨愚”等特征考虑进去，亦不能得出结论说，查理对妻子的偷情与背叛全然无动于衷（他最后轻易地就原谅了他的情敌鲁道尔弗的时候，他想了些什么呢？）。

爱玛与查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心理特点，我们不应在这一点上把两个人物混为一谈。然而，我认为，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说，在作者的某些特殊的暗示之下，这两个人物不仅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且属于同一个文化类型。相对于那个日益成熟、严酷的资产阶级社会来，他们两个人都有着某种先天的缺陷。一个充满热情与幻想、浪漫与天真；一个缺乏生活情趣、智力平庸、感觉迟钝，然而都属于不合时宜的弱者。作者对爱玛这个人物的任性、轻浮、不合时宜的幻想作了充分地展示，而对她的天真、淳朴甚至是纯洁却没有正面表述，而只是作了一点暗示。比如，当公证人将与她发生肉体关系作为给予她生路的交换条件时，作者先是描述爱玛“立刻就红了脸”，然后写她因吃惊而怪叫，似乎完全不相信世上竟会有这样“无耻”、“下流”、“混帐”、“丧尽天良”的事情发生。最后，爱玛感觉到了骄傲：“她从来没有这样高看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小看过别人。”作者在这里仿佛极其郑重地提醒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爱玛与鲁道尔弗、莱昂的关系。作者正是通过爱玛的“堕落”写出了她的“纯洁”。查理·包法利亦是如此，他的迟钝、平庸、古板、懦弱的背后是宽厚、淳朴与善良，这样一个人物如果出现在《十日谈》或《堂·吉诃德》里，也许还会带上一点喜剧色彩，然而他是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他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爱玛看清了这个社会的真实状况已为时太晚，她在面临破产的威胁、百计无施之时，作者没有容她多活一天，立即就让她喝砒霜死掉了。因此，爱玛是一个真相的目击者，但她却没有时间去咀嚼苦难。而查理·包法利却是一个苦难的承受者。他对苦难的承受完全是被迫的，如果没有爱玛，他可能终其一生都觉得满足（因为他智力迟钝，感受力比较麻木），然而他不仅目睹了妻子的惨死，而且通过她留下的情书获悉了所有的隐情与秘密，进而认识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真相。他不善表达，天性愚钝，他在获悉真相之后选择了沉默。作者没有过多地渲染他的悲伤、绝望和痛苦，而是让他静静的一声不吭地靠在墙上死去了。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部分，读者却看得很真切。让一个迟钝、麻木的人去承受全部的灾难，作者的确是残酷了一点。所以，这部作品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爱玛的悲剧有关，但却是通过查理·包法利而最终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