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

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

——王尔德

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为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有不下于蜀者。

——张唐英

对朝廷的小范围模仿

四川的地势走向，地形结构，在整个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处于巨山大川的四面围堵封锁之中，被屏蔽在远离海洋的内陆之地。四川的地形主要由高原区和盆地区两部分组成，西部是高原区，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而东部则为盆地区，是四川盆地。盆地四周则分别为四山“保护”起来：西部为邛崃山，东部为巫山山脉，南部为云贵高原的延续部分，北部为大巴山。而成都平原更是地处四川盆地的核心地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此相应的是，它自然而然地成了四川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乃至方言地理上的核心。成都出川，在古时要么越过剑阁天险，经过艰危的路途，行程漫漫，最后才通过金牛道，抵达陕西，或者再闯荡各地。要么就只有勇闯另外一个门户——夔门，那里滩多水急，出入蜀地甚为不便，在那里不落得葬身鱼腹，已经是很大的福气，至于受点并无大碍的惊吓，当然就是家常便饭。夔门虽险，但却成了许多出川做官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没有机会成本的唯一选择，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这就是我们通常在史书中频频触目的、桀骜不驯的出入蜀地的唯一水道——古称峡路。

古时候第一次入蜀的人，倘若通过水道入川，便会看到夔府一带土地之贫瘠，民众生存之危艰，地广人稀。从万县上岸，登陆驿道，沿途驿站不多，人烟罕见，每每要到很疲劳时才能补充给养，得到休息。只有慢慢到了南充、过了遂宁、抵达安岳、进了简阳后，才渐渐生出一点对四川物富民殷的好感来。而另一路从川陕道入蜀的人，如王士性虽没经剑阁天险，但直到到了阆中，才进入了石板铺就的大道，沿途经过的市井村落都是如此，因此在其看来，“如隆山、富村、秋林、建宁、古店类沃阜。秋林诸生至百人，小邑不如也”（《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五岳游草》），而离成都越近，越引起他的兴味，其间民俗风物及有趣的事，他都乐意诉诸纸笔。这就像当代文人余秋雨在翻越秦岭进入成都之前，心绪不开，而过广元，至绵阳，一路上就有了抒情的心态。而且说成都躺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真是中国的一大幸事（《五城记》）。古今文人，虽时代相隔，其入蜀心态竟如出一辙。

这里带出两个问题：其一，说明未到成都的路途，首先让入蜀的人，感觉到的是险，是身处危局；其二，说明到了成都后，出乎意料的民殷物阜，果蔬飘香，就是普通人也怡然自得。这两者加在一起对普通的游客或者安心到成都做两年官，甚至包括像杜甫这样逃难到成都的人——尽管杜甫偶尔因为穷因为思乡而觉得成都不可亲近，但大部分时刻是赞赏有加的——也有近乎攀越险峰后的一种心理满足。这是文人以及带有文人气质的官僚到成都后的一般反应。于是有的人便在这里长期定居下来，并且世代繁衍，子孙不息。但那些有出头思想有野心的家伙便大不一样了。无论是经过川陕道的险峻，还是入夔门时峡路的艰难，都使他们在没进入成都之前，就想称王称霸，或者做偏安一隅的君王。像诸葛亮那样，在未进入成都之前，便说服刘备一定要拿下成都，成就霸业的人毕竟是少的。

有趣的是，川陕道与出入夔门的水道历来是那些到四川后便拥兵自重、偏安一隅的人的必经之道，同时也是中央政权征伐四川割据政权进军的必经之道，于是在这些险道恶路上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的争斗。对此，《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说得非常清楚：“司马错之于蜀侯，钟会、邓艾之于后主，尉迟迥之于萧纪，郭崇韬之于王衍，王全斌之于孟昶，此以栈道亡蜀者也。岑彭、吴汉之于公孙述，桓温之于李势，朱龄石之于谯纵，汤和之于明升，此以江道亡蜀者也。”综上所述，征伐四川割据政权从川陕道得手的有五次，而由夔门水道入川征讨割据政权得手的有四次，可见两地的重要性斤两悉称。因此每一个在四川的割据政权都非常注意这两个地方的防务，以固其偏安一隅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