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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就要到了，德克·斯特罗伊夫来叫我去和他一起过节。他的性格让他对这天有一种伤感，想让朋友陪着一起过，让各种庆祝活动都有名头。我们俩两三个星期没有看见斯特里克兰德了——我是因为陪几位朋友在巴黎短暂逗留而脱不开身；斯特罗伊夫则是因为和斯特里克兰德大吵一架，决意和他老死不相往来了。斯特里克兰德不识好歹，斯特罗伊夫发誓再也不和他讲话了。但是，节日触动了他柔软的心肠，他不愿意看见斯特里克兰德一个人过圣诞节。他把自己的感情强加给斯特里克兰德，认为在普天同庆的大好节日里，不理会这个画家，让他独自打发愁闷，心里受不了。斯特罗伊夫在画室里布置了一棵圣诞树，我猜我们都能找到一些悬挂于喜庆枝头上的可笑的小礼物。他不好意思再去见斯特里克兰德，他那么野蛮专横地侮辱自己，这么容易就原谅他，确乎有点低三下四了。因此他希望我在他决心与斯特里克兰德重归于好时也在场。

我们一起走向克利希大道，但是斯特里克兰德不在那家咖啡店。天气十分寒冷，室外无法坐人，我们在店里的皮制座椅上坐了下来。咖啡店里又热又闷，天空灰蒙蒙的，到处是烟雾。斯特里克兰德没有来，但是不多一会儿我们看见了那个偶尔和斯特里克兰德下棋的法国画家。我和这个画家算泛泛之交，他坐在了我们的桌子边。斯特罗伊夫问他是否看见过斯特里克兰德。

“他生病了，”他说，“你们都不知道吗？”

“病得很重吗？”

“我看是很重。”

斯特罗伊夫的脸色一下子煞白了。

“为什么他不写信告诉我呢？我真是愚蠢透了，为什么要和他吵架！我们快去看看他吧。不会有什么人照顾他的。他住在哪里来着？”

“我不知道。”法国画家说。

我们这才发现谁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他。斯特罗伊夫越来越痛苦了。

“他也许人都没了，没人知道他是死是活。想来真是可怕。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我尽力让斯特罗伊夫明白，在巴黎毫无头绪地找人是荒唐的。我们首先要想出一个法子。

“是啊是啊。可是我们找他的工夫他没准儿就死了，等找到了也许一切都晚了。”

“安静坐着，我们想一想再说。”我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的唯一地址是比利时旅馆，但是斯特里克兰德离开那里很久了，人家可能都记不得他了。他想法怪，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行踪，因此不可能在离去时告诉人家他要搬往哪里。另外，那住址都是五年前的了。我又相当肯定他挪的地儿不会很远。他从住在比利时旅馆时就一直来这家咖啡店，也许因为这家咖啡店来去很方便。他是通过那个卖给他面包的面包店接到那单画肖像的活儿的，我猛然想到也许那家面包店有他的住址。我要了一本城市指南寻找周围一带的面包房。一共有五家面包店，只能挨家去打听了。斯特罗伊夫很不情愿地陪着我。他自己的计划是在克利希大道到处乱跑，见到旅馆就打听斯特里克兰德是不是住店里。我的计划虽不高明，却行之有效，因为我们问到第二家面包店，柜台后面的女店主就说她认识斯特里克兰德。她不确定他住哪里，但是肯定在对面三家旅店中的一家。老天有眼，我们刚到第一家旅馆打听，门房就告诉我们，上到顶层就能找到斯特里克兰德。

“看来他是生病了。”斯特罗伊夫说。

“也许吧，”门房漠不关心地回答道，“事实上，我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了。”

斯特罗伊夫在我前面赶上楼去，等我上到顶层，我看见他在和一个身穿衬衫的工人说话，斯特罗伊夫敲开的是人家的门。这个工人指了指另一个门，说里面住的是一个画家，他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他了。斯特罗伊夫赶过去像是要敲门，随后却向我转过身来，两手摊开，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看出来他吓得不知所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