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软禁在家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及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厘米×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透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地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1976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79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 （Le mieux est I'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正因为我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躇下笔了。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有四百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