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对民族矛盾估计不足

苏联共产党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民族问题也解决了，对民族问题的评价一直都比较乐观，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也深信这一点，对民族问题估计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1986年2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苏共纲领中，声称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得到顺利解决。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25]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26]戈尔巴乔夫看不到苏联在民族问题上长期积累的问题。在改革的开始阶段，他认为苏联在民族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是理所当然的，如民族自我意识提高，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倾向，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人的情绪，他要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的任何表现，加强族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苏共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为民族主义的全面爆发提供了条件，给他们提供了公开要求自己的权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绝好机会。在改革的气氛下，长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是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任命非哈萨克族出身的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引发民族骚乱。苏联当局把这看成是民族主义的抬头，采取了强力手段进行镇压。戈尔巴乔夫后来反思说：“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份十足传统的决议，目的并不是分析事态发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要给点颜色让哈萨克斯坦、同时也让其他地方瞧瞧。人们遵循着这么一个业已形成的概念：一切都应当本着统一和友谊的轨道办，惟一的危险便是民族主义的本能暴动。这种暴动并非由于存在实际问题，而是历史遗祸，是外部力量的影响所致。”^{[27]此事实际上是已经复兴的民族主义在苏联改革时期的第一次公开表现，其警示作用本应该受到苏联领导人的重视，但戈尔巴乔夫却未予以重视，失去了在民族问题尚未转化成危机前调整民族政策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尖锐化，2月18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在二月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族际关系问题，“只有在尊重各民族的成就、荣誉、文化、语言和历史时，在尊重各民族间广泛的共同性时，才可能有真正的族际主义和各族间真正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是我们最伟大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任何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都是与之不相容的。民族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是盲目无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