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1918～1920年，苏俄发生了一场内战。俄国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一直站在白军立场上，同红色苏维埃政权对峙。1920年，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等旧俄将军领导的白卫军彻底失败，红色政权在苏俄巩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跟随白卫军残余流亡到欧洲、中国、日本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共包括65个主教区，其中64个分布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1个主教区设在美国北部的阿拉斯加。内战后，伴随疆域的变化和向外移民潮的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徒开始遍布世界各地。1920年12月，一些流亡到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在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开会。他们在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许可的情况下，成立了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Высшее русско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заграницей）。很快，苏俄境外各国和地区（芬兰、拉脱维亚、中国、日本和北美等）的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都加入了该管理局。会议还选举基辅和沃伦都主教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任管理局的领导。^[39]

1921年，应塞尔维亚东正教牧首邀请，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迁往南斯拉夫。同年12月4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在塞尔维亚召开了卡尔洛瓦茨会议（Карловацкий собор）。这是首次由俄罗斯东正教境外各教区主教、教士中和平信徒代表共同参加的全体会议。会议成立了以安东尼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简称РПЦЗ），号召全体侨民团结一致，努力恢复俄国的君主制度。由于会议在卡尔洛瓦茨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作卡尔洛瓦茨派教徒（карловчане）。建立之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宣称自己是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临时自我管理组织并希望未来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合并。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立引起了苏维埃政府的严重不满。1922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宣布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为非法组织并颁令取缔东正教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自此，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府的冲突急剧升级。192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亦称“谢尔吉宣言”），“要求境外神职人员做出完全服从苏维埃政府的书面承诺”，“如果不承诺这一点或者违反这一点，境外神职人员将被开除出莫斯科牧首区”。^{[40]这一要求遭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强烈抗议。1928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发表声明表示：“坚决不接受都主教谢尔吉和他的圣主教公会提出的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该建议是违反教规的，对于教会是也有害的。”[41]此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道扬镳。}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莫斯科牧首区在政治见解上迥然各异。它崇尚君主制，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1938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称沙俄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俄国最理想的体制，倡议生活在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侨民共同为恢复俄国的君主制而努力，还提议追认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为殉道者和圣人。3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侨中影响很大。在俄侨生活的地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建立了许多新教区、教堂、教会学校和修道院。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些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旧俄思想家和艺术家最终选择了流亡道路。1921年，一艘载着诸如尼·别尔嘉耶夫和谢·布尔加科夫等思想巨人的船驶离俄罗斯，一批俄罗斯思想精英侨居国外。这批被称作“俄国20世纪第一代侨民”的思想家成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忠实保护者和传承人。在俄侨知识分子精英聚集的法国，东正教思想家们创办了著名的精神中心——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Сергиев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俄国侨民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和卡尔塔绍夫等，都曾在这个学院任教或担任领导职务。该学院至今仍是俄罗斯联邦境外东正教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1936年，卡尔洛瓦茨派领导人安东尼被提升为加拿大、美国、中国和日本东正教主教区高级主教。俄国内战期间，有30万～50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