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地下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苏维埃政权由对抗转为服从。这一变化引起了部分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的不满。1927年，在都主教谢尔吉通过“致教民咨文”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以后，以列宁格勒都主教约瑟夫·彼得罗维赫、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院长、高级主教费多尔·波兹捷耶夫斯基和高级主教安德烈·乌赫托姆斯基为首的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愤然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联合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反对与苏维埃合作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俄罗斯真正东正教教会（Русская Истино-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这样，自20年代末起，由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许多东正教小团体，例如，以约瑟夫为首的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以费多罗夫为首的费多尔派（феодоровцы）或达尼洛夫派（даниловцы）^{[26]和以安德烈为首的安德烈派（андреевцы）等。这些东正教派将俄罗斯东正教会称作“苏维埃教会”（советская церковь）或“红色教会”（красная церковь），将自己的追随者称作吉洪派（тихоновцы），以示他们只承认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的领导，而不承认吉洪的继任者谢尔吉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由于诅咒苏维埃政权为“亵渎神的”政权，这些教派遭到政府的镇压，他们的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因此，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作东正教地下教会。[27]}

20世纪20～50年代，地下教会拥有广泛的市场。从社会阶层来看，地下教会的教徒主要是那些不愿意参加集体化的农民以及在消灭富农运动中被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农民。1927年，苏联仍有90.5%的人口是农民。^{[28]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许多殷实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内战结束后，苏俄又出现了灾年。1921～1923年，在俄国传统的谷仓地区——中央黑土带地区（沃罗涅日、坦波夫、库尔斯克、利佩茨克、米丘林斯克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农民因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不满而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怀抱，投靠到地下教会中。不久，地下教会的影响从中央黑土带地区扩展到乌克兰、库班、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谷仓地区。地下教会的领导层是从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高级神职人员。1928年初，有26个主教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地下教会的核心人物。到30年代中期，加入地下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增加到50个。[29]}

20世纪3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消灭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建立无神论国家的过程中，地下教会也惨遭同样的厄运。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规模减小的情况，可以通过下列数据得到证明。例如，1920～1933年间，莫斯科正式启用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600个减少到100个。到1936年，在十月革命前所有的东正教教堂中，只有28.5%的教堂在全苏各地得到使用，其余的全部被毁或改作他用。^{[30]然而，由于地下教会处于秘密状态，该教会的教徒们不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堂中作祈祷，他们通常在自己的家里或秘密组织起来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很难对地下教会的规模进行统计。根据苏联史学家提供的情况，在从苏联各富裕的农村地区强行被迁往西伯利亚的农民东正教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地下教会的成员。另外，那些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富裕农民教徒中也有地下教会的教徒。地下教会的三位创始人无一例外地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929年，约瑟夫都主教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到哈萨克斯坦。他在咸海岸边生活了几年，在一个蜂蜜加工厂做会计工作。1938年11月20日，他与地下教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基里尔·斯米尔诺夫同时被处决；费多尔高级主教于1937年10月23日在伊凡诺沃监狱被处决；安德烈高级主教于1928年被流放到中亚，后来又被单独幽禁三年，接着，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37年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