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战后面临的国家重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对苏联政府来讲，其重负丝毫不亚于应付战争。究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调整经济结构，使之适应战后苏联国家发展的需要，这种特点在1947年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58]不幸的是，在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被置于最底层，而不得不再次担负起缴纳“贡赋”的重任。}

通过提高税收、增收战争税、发行国债等途径，苏联政府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战争结束后，战时的非常收入手段就不得不取消。战后为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政策也相应调整，由于倾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的国家预算支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苏联1940年的预算支出为1743亿卢布，1945年为2986亿卢布，1946年增加到3075亿卢布，之后几年又不断增加，1950年是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家预算支出达到了5395亿卢布。^{[59]如此看来，如何调整财政政策、增加国家预算收入就成为政府在战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此外，战争期间，苏联在城市地区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农业地区部分人口享受配给待遇），但在商品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完全保证各类粮食产品的供应。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市场对于保证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十分突出，市场因素在人民生活中活跃起来。1944年国家开始了议价商品贸易，苏联国内商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战争时期政府根本无法有力地调控国内贸易的发展，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如何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加强对于国内贸易的计划控制，是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的个人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因为战时市场粮食商品价格的飞涨集聚了不少货币，收入结构的变化也使农民对于集体农庄的依赖以及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大大降低。从这一点来看，其结果既是对集体农庄制度稳定性的极大威胁，也是对苏联战前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冲击。因此，战争刚刚结束，关于货币改革的建议便纷至沓来。}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有一部分来自下层群众。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战时一部分人通过市场积攒一定的财富，但这在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人们建议通过改革对这种情况加以纠正。例如在1946年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幼儿园经理和厨师在战争期间通过克扣儿童口粮获取了上万卢布。^{[60]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战争时期国内出现了上百个百万富翁，他们把钱藏在家里而不是放入银行，使得这些钱无法为国家所用。[61]}

苏联上层对于进行战后货币改革的筹划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兹韦列夫在1938～1960年间长期负责苏联的财政工作，货币改革就是在其任内进行的。^{[62]根据兹韦列夫的回忆，1943年底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战争中财政问题，也提及了战后进行财政改革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向兹韦列夫提出了改革的几项原则：“要使苏联的财政基础比战前更加巩固；总支出必然增长和国家预算的逐年增加，要求财政机构有能力在几年中适应变化的形势；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状况要求苏联国民进一步作出牺牲，但要使他们相信，这是最后一次牺牲。”[63]回忆录中还记述说，兹韦列夫在1944年曾就货币改革问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一次报告，并提出了详细的计划和措施，但出于保密原因，这次报告并没有形成文字记录，会后兹韦列夫专门调集三名专家进行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