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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莫尔街上的是座木板平房，在一栋大房子的后面。小平房看不到门牌号，前面那栋的大门旁印刻着“1618”，牌子后面是一盏昏暗的灯。窗下铺着一条水泥小道，通向后面的房子。那平房有个小小的门廊，就放了一把椅子。我跨上门廊，按响门铃。

铃声没有响很久。纱窗背后的门开了，屋里没点灯。黑暗里一个哀怨的声音道：

“谁啊？”

我朝黑暗里说：“塔列先生在家吗？”

那声音顿时没了生气也没了语调。“谁找他？”

“一个朋友。”

那个坐在黑暗中的女人嗓子里发出模糊的声响，这可能是她的一种消遣方式。也可能她只是在清清嗓子。

“好吧，”她说，“这次是多少钱？”

“不是来催账的，塔列太太。我想你是塔列太太吧？”

“噢，走吧，别来烦我，”那个声音说，“塔列先生不在。他没来过。也不会来了。”

我鼻子贴着纱窗，想细看屋内情况。能看到家具的大概轮廓。传来声音的位置也微微显出一张卧榻的形状。一个女人躺在上面。她似乎是仰卧着，正望向天花板。一动不动。

“我病了，”那个声音说，“我的麻烦够多了。走吧，让我好好待着。”

我说：“来之前我刚和格雷森夫妇谈过。”

屋里沉默了片刻，但没有动静，随后是一声叹息：“我从没听说过他们。”

我倚在纱窗的门框上，回头望了一眼小路外的街道。街对面有辆车亮着停车指示灯。沿途还有别的车。

我说：“不，你听过的，塔列太太。我为他们工作。他们还在坚持呢。你怎么想？不想讨回什么东西吗？”

那个声音说：“我想静静待着。”

“我想打听点情况，”我说，“我会弄到手的。能安安静静拿到，那最好。安静不了，就只好闹大了。”

那个声音道：“又是个警察，嗯？”

“你知道我不是警察，塔列太太。格雷森夫妇不会跟警察说话。打电话问他们便是了。”

“我从没听说过他们，”那个声音说，“就算认识，我也没装电话。走吧，警察。我病了。病了一个月了。”

“我叫马洛，”我说，“菲利普·马洛。我是洛杉矶的私人侦探，跟格雷森夫妇谈过了。我掌握了一些东西，但想同你丈夫谈谈。”

卧榻上的女人隐约笑了一声，我几乎都没听到。“你掌握了一些东西，”她说，“听起来挺耳熟。天哪，真耳熟啊！你掌握了一些东西。乔治·塔列也掌握了一些东西——想当初。”

“他可以重新弄到手的，”我说，“只要他出对牌。”

“如果必须付出那样的代价，”她说，“你可以立马把他排除在外。”

我只好靠在门框上，挠挠下巴。身后的街上有人打开了手电筒。我不明所以。手电筒又灭了。似乎在我的车附近。

长沙发上影影绰绰的苍白人脸移动了下，消失了。变成了头发。那女人把脸转向了墙壁。

“我累了。”她说。对着墙说话，声音很闷。“累死了。走吧，先生。行行好，走开吧。”

“一点小钱能不能帮上忙？”

“你没闻到雪茄的烟味吗？”

我嗅了嗅。没闻到一丝雪茄烟味。我说：“没有。”

“他们来过。待了两个钟头。老天，我厌倦了这一切。走！”

“听着，塔列太太——”

她在沙发上翻了个身，不清不楚的人脸又出现了。我几乎可以看见她的眼睛，但仍看不真切。

“你给我听着，”她说道，“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我没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就算有，也不想说。我在这地方生活，先生，如果你觉得这还算‘生活’的话。不管怎样，我顶多只能活成这样了。我只想太平点、安静点。你走吧，别烦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