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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她说，“我可以帮你们做些什么吗？”接着，她又用更自然的语气说，“今天晚上真够脏的，是不是？”

杜戈尔点头称是。他不安地发现，他的鼻尖上有一滴水珠，雨伞在地毯上滴了一摊水。就在这时，他想起了自己在电话里报的那个名字。“我们是梅西夫妇。”他希望这个名字听起来不会像他自己所感觉的那么不真实，“今天早上我们打过电话，预定了一个房间，我们想在这儿过周末。”

阿曼达打了一个喷嚏，接待员闻声而动。“上帝保佑你。每到这个时候，我那个死了的丈夫就会洗个热水澡，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结果这么做并没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心脏病发作，他死了。把雨伞放在那边的架子上吧，亲爱的。你说你们姓梅西？是七号房间。在这儿签个字，可以吗？”

杜戈尔在那个本子上胡乱签下了自己的新名字。他决定保留自己的教名。改变姓氏已经够令他困惑的了，彻底更名改姓会把事情变得复杂到难以忍受。他写的地址是贝尔塞斯公园西北三号。

“今天晚上你们在这儿吃吗？”接待员问，“供应晚餐的时间是七点到九点。”

“嗯，”杜戈尔看了一下表，马上就到六点半了，“是的。”他看着阿曼达说：“我们七点半左右下来吃饭，好吗？”

接待员把她那一大坨肉从桌子后面缓慢地挪出来，领着他们上了楼。“这个季节，我们这儿的客人不多。”她扭过头说，“通常复活节前才会好起来。你们的房间很漂亮，不是我吹嘘，从那儿可以看见美丽的大教堂。”

“哦，那很好啊。”紧跟在接待员左右摇摆的大屁股后面的阿曼达说，“我们对大教堂的历史很感兴趣，当然还有别的东西。”

“这里有很多教堂。”接待员骄傲地说，“哎呀，我们经常接待各个大学的学者什么的。有一个是美国人，为了写一本关于大教堂的书，在这儿住了三个月。一切他都要求做到最好。这个人一定很有钱，多到花不完。不过，他是一个很友善的绅士，做起事来有条不紊，总是那么干干净净的，人很严肃，还不停地和你说这说那。他常说：‘里瓦拜德夫人’（他说的是我，我叫安妮·里瓦拜德），里瓦拜德家族在罗辛顿的历史几乎和大教堂一样长。五百年前，有一个叫里瓦拜德的人曾经是修道院农场的副管家。’‘您和我开玩笑吧？’我说，‘那个人不是我的亲戚（实际上，我出生在伊斯灵顿）。’‘哦，不，’普特金先生说，他研究的资料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我拿给您看看，好吗？’我们到了。”

她打开七号房间那扇漆成白色的门，把他们引了进去。这是一个温暖的大房间（中央供暖一定是他们所谓的现代舒适之一，杜戈尔想，可是，中世纪的魅力又从何说起呢）。从室内的装饰风格和家具看，这是一个品位比较保守的人在一九五二年设计的。不过，房间很干净。那张大双人床够六个人睡的，床上摆满了枕头，还铺着灯芯绒的床单。

“浴室在这儿，亲爱的。冲马桶的时候要拉两次链子。还需要什么吗？”准备退出房间的里瓦拜德夫人就像一艘即将离港的远洋客轮，“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里瓦拜德夫人离开后，杜戈尔走到窗前。这个房间在二楼，下面就是他们从汽车里看到的那条商业街。商店已经关门了，人行道上空空荡荡，只能看见街对面有一条黑色的杂种狗正在朝着目的地潜行。一盏灯照亮了街角药店上方挂着的牌子：中央大街。屋脊后面是大教堂投下的巨大阴影。尽管看不清任何细节，但是你无法回避它就在那里的事实。杜戈尔咽了一口唾沫，感觉喉结在嗓子里反弹了一下。他想，住在一个市中心有座石山的城镇里一定会出怪事。他拉上窗帘。

“我喜欢这儿。”阿曼达说。

半个小时后，他们已经出现在楼下的酒吧里了。他们在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从那儿可以看见外面的大堂和沙发卡座区。那个上了年纪的神父仍旧坐在壁炉前的那把扶手椅上，不过，他拿《教会时报》的角度变了。报纸遮住了他的脸和前胸。杜戈尔说，他代表了教堂已经休眠；阿曼达说，他这个年纪的人还能不辞辛劳地擦鞋，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像杜戈尔这种人，甚至连一套鞋刷子和一罐鞋油都没有。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这个老人来这里做什么——他是不是住在这儿，也许他是一个退了休死了老婆的教区神父，或者他只是想游遍英格兰的大教堂，暂时逗留此地？

杜戈尔去吧台拿菜单的时候，两个男人走了进来。他没抬头看，但是脑子里隐约对浅色的西装和厚重的金链子留下了印象。